傍晚的夕阳斜照着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仙城镇梅径村，一群放暑假的孩子正在追逐嬉闹，他们银铃般的笑声赶走了村民们一天的疲惫。

  这个潮汕乡村寻常的场景，俨然藏着我国人口领域的一个独特密码：在我国人口由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的当下，汕头、潮州、揭阳这个人们习惯笼统称为潮汕地区的地方，近10年来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是什么让这里保持着生育活力？潮汕人生存与发展的实践，或许能为人们提供一个思考维度。

时代变迁中流淌的文化基因

  从空中俯瞰潮汕平原，这片被莲花山与南海环抱的三角洲，像一块被精心折叠的锦缎。地少人多是不少人到潮汕后的第一印象。这里，上万人的村庄比比皆是。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郑春风指导的学生团队2024年的田野调查显示，潮汕农村的人口密度远超我国多数地区。“走在潮汕的乡村，你分不清哪里是村头哪里是村尾，密密麻麻的自建房挨在一起，屋檐连着屋檐。这种聚居格局，与一些省份散落的农村住房形成了鲜明对比。”郑春风说。

  广东省政府网的信息显示，2022年，潮汕地区的平均人口密度为1296人/平方公里，远高于该省706人/平方公里的密度。

  地理的约束催生了靠海吃海的潮汕人独特的生存智慧。曾经，这里的男孩从小跟着父辈学习看潮汐、辨鱼群，女孩则在家协助母亲织网、晒鱼获。

  更深远的影响来自潮汕地区“过番”的移民史。郑春风介绍，近现代有超过1500万潮汕人远渡南洋，形成“本土—海外”的双轨生存策略。潮汕人的想法是家里有孩子守，外面也有孩子闯，两边都有根。这种“走出去+守乡土”的策略，让潮汕形成独特的生育文化——既盼子女扎根本土、延续家族，又望他们远走他乡、拓展事业。

  郑春风说，通过生育来确保家族根基稳固变得十分必要，而这也进一步演化为一种文化信念——生存驱动与生育选择的深度绑定。这种深度绑定在改革开放后，悄然转化为民营经济的“人才储备”。

  从小在梅径村长大的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张泽龙告诉记者，小时候，他的大伯就带着家族里的几个兄弟办起了工厂。“当时，家人们就想着，看车间、跑销售、管财务都能自家人来，外面人哪有自家人可靠？”他说。

  在潮汕人看来，子女就像触手，子女的朋友、子女的子女的朋友都是你的朋友，你生得多了，你的生意就会越做越大，家族也就越强盛。

  如今，张泽龙的大堂哥也拉着同辈兄弟合伙办起了厂，还是靠“人多力量大”——核心管理人员基本都是家族成员。订单多的时候，侄子侄女都来帮忙打包，这就是潮汕人的“产业模式”。

  在张泽龙的记忆里，每年正月，村里还会举行盛大的“挂灯”仪式。“灯”在潮汕话中发音如“丁”，代表人丁兴旺。家里刚生孩子的，家人会提着红灯笼在村里走一圈，正式告知邻里街坊。

  灯笼的灯光映着新生儿的笑脸，也照着潮汕人为家庭“添丁”的执念。据了解，从2007年到2023年，张泽龙一大家子的人口从38人上升至77人。

  “就像蜘蛛结网，每个孩子都是新的网结，网越大，风吹雨打越不怕。”张泽龙说。

代际博弈下的生育观念变迁

  现今的潮汕年轻一代，在延续着这种生存智慧的同时，也悄然重构着生育观念。“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是想让孩子有兄弟姐妹作伴。”同样是潮汕人的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老师谢岸颖告诉记者，比她年长的同辈家中，更多生育的是两个孩子。谢岸颖还向记者介绍了她表姐一家的情况。“表姐和表姐夫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小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后来表姐一家生了两个孩子。”谢岸颖说。对于未来，谢岸颖更倾向“生两个，养好两个”，而非单纯追求数量。

  郑春风团队的问卷调查也显示，潮汕地区生育模式正呈现明显的代际分化。其中，“90后”普遍认为两个孩子更理想。调查还发现，这种变化与教育程度密切相关——本科以上学历的潮汕青年，近七成希望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而初中辍学的同龄人中，这一比例仅为三成。

  “其实汕头、潮州、揭阳城区近几年的生育率并不算特别高，真正高的是汕头潮南、潮阳等地的沿海渔村。”张泽龙说。

  张泽龙还告诉记者，如果是在一二线城市发展，他家族里同辈的哥哥姐姐购房时也都会考虑给亲戚备一间客房，为的就是他们探亲时有个落脚的地方。在城市，他们谈论更多的是“学区房”“育儿嫂”，生育成本成为首要考量；而在农村，年轻人仍遵循“先生后养”的逻辑。这种从“家族延续”到“个体幸福”的转变，与曾经的“过番”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

  “我爸说‘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可我认为每个鸡蛋都得精挑细选。”张泽龙表示。

  变化的背后，是生育意义的重构，或许也预示着潮汕生育文化的变迁。今年，村里传统的“挂灯”仪式从走路改成了开车巡游。“年轻人觉得走路太累，老一辈也理解。”张泽龙说，甚至还有人提议，下次加个“电子灯笼”，在新媒体上直播。

  但传统的惯性仍在。郑春风认为，潮汕地区的生育文化更多时候是在婚后才显现出来。他发现，曾经有从外地嫁过来的女性，起初对“一年过很多节”有些抵触，如今却成了各类家族仪式的积极参与者。

从生育账本到社会治理

  7月11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人口学会2025年年会上，张泽龙在数智时代婚育调查与数据治理分论坛中，向众多人口学界的专家学者分享了他的团队在潮汕地区103个村落的研究成果。

  屏幕上，潮汕地区的生育曲线与侨乡分布、民营经济活跃度高度吻合。“这不是简单的传统守旧，而是一套经过千年调试的生存智慧。”他认为，从地理约束到“过番”记忆，再到代际变迁，潮汕的生育文化并非一成不变的传统，而是不断被重构的生存智慧，为缓解当下的生育现状提供了文化支撑。

  这种智慧体现在代际合作上。访谈显示，潮汕地区不少长辈也会主动帮子女带娃。“孩子生下来，如果家里忙不过来，叔伯姑姨都会帮衬。”张泽龙认为，这种无缝衔接的育儿支持，让年轻父母的生育压力大幅降低。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杨胜慧在指导调研时曾指出，这些仪式像看不见的线，把生育的责任织进每个人的生活。

  或许正如郑春风所言，理解潮汕的生育密码，不在于简单统计生育率的高低，而在于读懂潮汕人生命延续的深层理解——生育不仅是繁衍后代，更是应对不确定性的生存策略，是维系社会网络的黏合剂。因此，郑春风团队建议，应对低生育，需构建“有温度的生育文化”——像潮汕地区那样，让生育不只是个人选择，更是能联结代际、凝聚社群的情感纽带。

  而站在更广阔的视角，潮汕地区的生育故事，也揭示一个朴素的道理：当生育扎根于文化的沃土，联结起个人、家庭与社群的意义网络，生命便会自然而然地延续。

  郑春风团队的研究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黄贵松的关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黄贵松提交的《关于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建议》，就吸纳了郑春风团队的部分调查成果。

  黄贵松表示，家族与家庭观念和民间习俗等社会文化对生育行为有重要影响。当前，我国面临低生育率的现状，以潮汕地区为代表的全国各地优秀生育文化传统和习俗，可以为我国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对构建新型婚育文化、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有积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