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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严少卫 科学育儿观正影响着我国家庭的育儿实践,使家庭教养方式从自然成长方式向科学教养转变。相比父辈,“80后”“90后”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对孩子的期望也越高。当前,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父亲在承担传统养家的“主外”责任之外,主动承担起儿童照料...
  ■ 本报记者/严少卫
  科学育儿观正影响着我国家庭的育儿实践,使家庭教养方式从自然成长方式向科学教养转变。相比父辈,“80后”“90后”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对孩子的期望也越高。当前,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父亲在承担传统养家的“主外”责任之外,主动承担起儿童照料、陪伴、家庭教育、日常生活管教等责任,“像好妈妈一样努力做一位好爸爸”。——编者
当代父亲的另一面
  对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郝豪来说,每天上班前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给孩子做早饭,然后开车送他上学。这对作为父亲的郝豪来说并不容易,尽管单位的工作繁杂,他还是要把孩子照看好,一路走来已经坚持了3年。
  去年,郝豪的儿子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初中,可学校离家却有十来公里。出差频繁的郝豪即使忙得再没时间,也会为儿子提前打好去学校的车。
  “不是孩子的妈妈照看不了孩子,而是孩子觉得爸爸做的早饭更好吃、开车送他的时间把控得更精准。”每当这时,郝豪总是“存在感爆棚”,觉得在孩子身上的诸多付出是值得的。
  记者搜索发现,各大新媒体平台上“爸爸带娃”题材的短视频人气高涨。在这些展现父亲悉心照顾子女的短视频中,超过百万点赞数的不在少数。视频留言中,不少网友纷纷表达着对于“更好父亲”的欢迎和期待。
  事实上,与以往严父慈母的形象不同,当代父亲正担负起更多家庭责任。他们与传统威严、沉默、疏离的父亲形象相去甚远,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柔性的一面,对孩子展现出更多关心、体贴和爱护。
  有专家认为,这种转变值得肯定与鼓励。这位专家曾经问一群爸爸:“你为孩子做过哪些事,是你爸爸从未为你做过的?”
  有爸爸回答:“大概有30%的夜晚,我都会哄孩子睡觉,即使他们哭着找妈妈。而我爸从没哄过我睡觉。”听到这里时,这位专家差点哭了出来。
  在专家看来,许多男性从小并未拥有可供效仿的“父亲榜样”,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他们如今愿意直面自己的短板、主动学习如何育儿,本身就是一次意义重大的突破。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父亲希望打破过去的代际循环,弥补自己童年时未被父亲“轻声道一声晚安”的缺憾。
家庭秩序重构下的责任共担
  “在传统家庭模式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将生育责任天然赋予女性,形成‘母职惩罚’与‘父职缺位’的双重困境。”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教授申琦在一项研究中认为,当代青年正试图打破这一困境,通过责任共担与权利协商重构家庭内部的生育秩序。
  申琦介绍,女性在生育决策中不再被动接受“母职天命”,而是通过职业规划、经济独立来争取话语权。如,小红书上的青年女性分享备孕前与丈夫的相关谈判,涵盖育儿分工、职业保障与财产分配,表明女性独立性增强。男性则从“经济供养者”转向“育儿参与者”,在“如何成为满分奶爸”中,年轻父亲们交流冲奶粉、换尿布的经验,试图消解家庭育儿中的结构性矛盾。
  “这种转变既得益于高等教育的普及,也受惠于数字社会带来的职业灵活性——远程办公、自由职业等新模式为男性参与育儿提供可能。”申琦认为。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汪永涛则从科学教养的角度进行分析。
  汪永涛说,夫妻协作式育儿成为当前城市家庭的一种主流育儿模式。其中,母亲一般制订总体培养计划、搜集和整合信息、深度陪伴孩子学习,而父亲一般在日常照料、教育参与、亲子陪伴和行为管教等方面协助妻子,成为妻子的坚强后盾。在参与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夫妻之间协同合作,根据各自擅长的科目,对孩子的课业进行分工辅导和监督,父亲一般在接送课外兴趣班、辅导班与体育课上承担着主要责任。
  汪永涛认为,相比生活照料等体力劳动,父亲更愿意陪伴孩子户外玩耍、体育锻炼,因此平常更多的是孩子的玩伴,扮演着知心爸爸的角色。总体来看,父亲越来越多地参与孩子的日常生活与学习,育儿主体地位也逐渐凸显,进而很好地分担了家庭的教养职责。
  汪永涛表示,科学教养方式产生了新的儿童教养文化,它为成年人如何做“好父母”设定了文化边界,并据此来建构亲职身份。
  “这不是一种男性妥协,而是男性在科学教养规范下主动建构‘好父亲’角色的一种努力。”汪永涛说,随着家庭少子化,儿童成为情感上“无价”的儿童,这客观上使得父母会更疼爱孩子。“80后”“90后”与子女亲子陪伴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日渐成为建构和维系亲密关系的一项新伦理。同时,在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父亲逐渐通过消费或送礼物来表达对孩子的情感和爱,这也成为他们营造亲密亲子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
政策小切口正展现社会大变革
  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王向贤认为,通过设立带薪生育假等支持政策来推动父亲积极参与育儿,已是一种发展方向。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就明确提出,“国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父母育儿假”。2024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明确,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
  政策中的小切口正展现社会大变革。王向贤表示,为年幼子女提供充足且优质的日常照顾不但成为父亲的法定责任,而且日益成为美好生活理念的组成部分。在养育责任方面,202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未成年子女的父母需在“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全面引导;在养育方式方面,则要求父母“亲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共同参与,发挥父母双方的作用”。
  王向贤说,众多深感工作与育儿紧张冲突的女性迫切期待丈夫能够积极提供日常照顾,向广大父亲提供带薪生育假,可以一定程度缓解女性带娃的压力。
  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青年副研究员杜世超看来,数字时代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父亲的“新父职”窘境,因为“部分照料性职责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实现”。同时,经济生产的职责在互联网时代也更为灵活,为父亲提供回归家庭的可能。杜世超认为,只有充分意识到不同时代的父职特征,才能真正完成育儿从“有”到“善”的质变。
  也有专家表示,如果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和照护责任,生育子女所带来的成本和负担更多地由她们承担,那么即便丈夫希望多要孩子,女性的生育意愿往往也会不足。总体而言,家庭责任越平等,夫妻的生育选择就越容易接近。
  而实际上,一方面,城市化、教育普及、女性就业在快速推进;另一方面,家庭内部的分工却没有及时变化,传统的家庭观念也没有相应松动。这就使得夫妻之间的生育意愿差异变大。
  有专家分析,如果育儿责任能在伴侣之间实现稳定的分担,在养育子女上共同投入时间与资源,那么两性在生育意愿上的差距就会缩小甚至消失。这需要男性投入更多精力在家务和照护上,但这种承诺往往难以单靠个人意愿维系,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层面是否将照护责任视为双方共同承担的义务。
  一个事实是,在北欧国家,育儿需要父母双方投入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任何一方不投入,都可能面临对家庭不够负责的谴责。这种文化氛围有助于解释为何北欧国家能在高生育率与高女性就业之间实现相对稳定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