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险”的中国式破局与立新

  ■ 本报记者/严少卫 实习记者/李芸仪


	  3月底的北京，玉兰花开，春意正浓。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一间会议室内，一场关于“中国长期照护制度建设”的研讨会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家医保局等8部门印发《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标志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从局部试点走向全国推开。自此，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第六险”正式进入快车道，一项关乎亿万家庭福祉的重大民生工程，拉开了全面铺开的序幕。


	  在此背景下，来自人口学、社会保障学、公共管理学、统计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让这项制度更好地落地。


	从“家庭责任”到“社会共济” 


	  “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规模大、速度快、影响深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宋月萍在开场致辞中的这句话，精准地道出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出台的时代背景。


	  失能老人谁来照顾？如何照顾？谁来付钱？这些直击人心的问题，曾是不少失能老人家庭的“不可承受之重”。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作为长期跟踪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研究者，回顾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萌芽到诞生的“十年磨一剑”过程。


	  “文件出台是经过十几年长期铺垫的结果。”他解释道，从青岛等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为解决“社会性住院”问题自发探索，到2016年国家启动试点，再到如今顶层设计出台，这条路径清晰地展现了我国应对老龄化挑战的逻辑演进。


	  他指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家庭功能弱化这一“社会风险”的必然选择。它不仅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第六险”，更是让长期失能人员回归家庭或专业照护机构，实现医疗资源与照护资源合理分流的“钥匙”。


	  “以前我们更多是解决‘服务供给’的问题，现在我们要解决的是‘支付能力’的问题。”王宗凡说。从家庭自担责任，到社会风险共担，这一转变，表明我国在应对老龄化挑战中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在科技与温情间寻找“人才公约数” 


	  制度建立、资金到位，仅仅是这项工程的起步。如何让资金转化为有温度、高质量的服务，关键在于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健康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张文娟的报告，聚焦“长期照顾服务体系人力资源需求测算”。


	  她带来的研究结果显示，未来我国面临的不仅是资金的压力，更是人才的“焦虑”。


	  “长期照护险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切实转化为服务，而服务就离不开提供服务的人。”张文娟团队测算显示，到2035年，我国长期照护劳动力的需求将达到769万至778万人。然而，当前我国养老护理员的供给数量存在缺口，且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数据显示，当前护理人员中，40至59岁的“4050”人员占比较高，女性化、老化趋势明显，持证率亟待提升。


	  “照顾服务，不光看技能，更需要专业化、高情商、能共情和有耐心。”张文娟指出，在劳动力资源整体收缩的背景下，一方面要拓宽人才来源，鼓励更多中年劳动力投身照护行业；另一方面，更要正视这一行业的特殊性，利用好年长者的天然优势，完善再就业支持，为他们提供便捷的转岗途径。


	  那么，科技能否成为破局的关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去年人工智能的智商大概在1岁，今年就到了10岁，发展速度超乎想象。”她认为，从辅助器具到智能洗浴机器人，科技的进步有望减轻护理人员繁重、重复的劳动，提升行业吸引力。


	  而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的发展，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照护服务的供需关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展望道：“人工智能的发展有望缓解护理人力痛点，为制度可持续性提供新支撑，而照护经济本身也将产生巨大的带动效应。”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教授王晓军从精算角度进一步补充：“如果将来人工智能发展，有了辅助工具，老人可能就不失能了，或者失能状态与程度就改变了。”她提醒，在预测未来需求时，必须将医学科技发展、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演进等变量纳入考量，这些“不确定因素”将深刻影响制度的长期平衡。


	“系统集成”下做到“协同高效” 

  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离不开各部门的协同配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教授陈鹤从“多层次长期照顾保障制度”的视角，揭示了此前政策体系中的挑战。

  她梳理发现，我国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已初步形成包含救助、保险、福利、优抚在内的多层次框架，相关制度甚至可以追溯到1956年实施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然而，民政、医保、退役军人事务等多个部门分头管理着多类不同的照护政策，存在一些政策衔接不畅、评估标准不一、资源重复浪费等情况，各部门仍需进一步加强协同，形成合力。

  “多类照护政策存在多种不同的评估工具。”陈鹤举例称，同一名老人，可能因为身份不同，被不同部门上门评估多次。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宏伟对此深有感触：“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困难，其实根源在制度关系。”他以上海和绍兴为例，现在两地对于特困人员能否同时享受长护险待遇的规定截然不同，缺乏统一指导。他呼吁，需建立统一的失能评估标准、统一的政策衔接规则，让民生效益最大化。

  事实上，国家层面显然已经注意到以上问题。新出台的《实施方案》中，明确要求医保、民政、财政、卫生健康等多部门协同推进。正如王宗凡所言：“长期护理保险发展需要各方努力，相互配合协同发展，用一句话叫‘系统集成，协同高效’。”


	服务的“精准递送”是重中之重 


	  3个多小时的研讨，既有对历史的回望，也有对现状的剖析，更有对未来的思辨。


	  如何让长护险制度在更复杂的现实土壤中生根发芽？专家们给出了深刻的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陆杰华从实践维度提出四方面关切：一是长护险核心价值在于提升全民护理素养而不仅是资金保障；二是农村地区筹资能力弱、照护队伍专业化不足，建议加强农村长护险制度的研究和实施；三是中重度失能人群数据失真将导致制度落地过程中可能存在偏差，应建立更准确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体系；四是照护主场景在家庭与社区而非相关机构，因而需立足中国家庭文化重构服务体系。


	  对于农村地区推进长护险将面临的特殊困难，他进一步解释：“农民收入水平低且波动大，目前的居民缴费比例对低收入群体已构成实际负担，现有服务主体多为低龄老人或家庭成员，专业化队伍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同样受到与谈嘉宾关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孙鹃娟强调服务的“精准递送”。她直言：“我们怎样把服务及时、快速、精准地递送到失能人员身上，这是现阶段的重中之重。”她建议，尽快建立服务质量评估体系，并通过政策协同和资源整合，重点提高农村地区的服务覆盖率。


	  制度的行稳致远，需要对国情有深刻把握。李珍表示，立足中国国情与文化是制度设计的首要前提：养老涉及家庭情感与文化，要深入研究中国家庭文化及百姓“更愿在家养老”的心理，避免资源错配。同时，应关注制度可持续性与公平性，审慎评估个人可负担性、待遇公平性及制度长期的资金可持续性。


	  在总结发言中，杜鹏用“创新性、服务性、挑战性”三个词概括了这项制度的意义。他指出，长护险的建立，将全社会对老年失能的关注点，从“末端治理”延伸至“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有望撬动预防、康复、照护的全链条发展。


	  “有了长护险，人们会更关注如何通过体检、干预、改变生活方式来延缓失能。”杜鹏说，“它不仅仅是一个资金池，更可能带动整个‘银发经济’的变革。”他相信，这不仅能重塑社会价值观，促进就业，更将为应对老龄化书写下温暖而有力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