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498573","toptitle":"","toptitle_color":"","title":"彩礼何时归于“礼”","title_color":"","subtitle":"","subtitle_color":"","crtime":"2024-10-24 12:27:57","condition":"来源:中国人口报","thumb": "image/20241024123132_38699.jpg"}
■本报记者/牛煜辉
元旦春节前后是相亲的高峰期,作为一直以来的热门话题,“天价彩礼”再次迎来关注。
彩礼来源于古代婚姻习俗中的“六礼”,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蕴含着两个家庭对“宜其室家”的美好愿望。但是,近年来,彩礼数额持续走高,攀比之风悄然蔓延。这不仅背离了彩礼的初衷,使部分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还给婚姻稳定埋下隐患。“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的呼声频现。
从2021年到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三年对治理高额彩礼、移风易俗提出工作要求;《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构建新型婚育文化。
现象:彩礼水涨船高
30年前,河北省中部某村村民杨国峰结婚时,给了老丈人800元作为彩礼,加上在家里办的四桌酒席的花费,一共花了1000多元钱,将自己的爱人娶入家门。几年前,自己的儿子要结婚了,杨国峰一打听,彩礼行情已经涨到了16万元,多的要30万元,还不包括“三金”。此外,婚宴摆席要到镇上酒店,一桌少说近千元。一瓶酒一百多到几百元不等,婚车要不下20辆。再加上婚礼主持、场地布景等,杂七杂八下来,办一次事得三四十万元。
胡先生老家在江西中部一个农村,在他的印象里,2010年之前,本地彩礼惯例是6万~8万元。“目前行情是12.8万、14.8万、16.8万。”胡先生表示,村里有10名大龄未婚男性,其中有两人都处过女朋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可最终因负担不起彩礼而分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结婚的首要前提条件是在城里有车有房,但在当地城里购买一辆车一套房至少需要60万元……
“我们这里彩礼看起来不算高,但是,相对于当地的消费水平来说,不低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六塘镇秦先生回忆,自己2018年办婚礼时,按照当地习俗给了对象6万6千元的彩礼,后来对象又让加了2万元,说“这样说了好听,反正也会带回来”。此外,按照习俗,还应该给“三金”,价值一万到两万元。而根据桂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桂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626元。
有媒体公开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李佐军曾经采用大数据方法对“高价彩礼”现象进行深入研究。
分析结果显示,自2000年以来,全国约有超过79%的婚姻有彩礼往来,“10万元”在所有彩礼金额中出现频率最高,占比约为11%,其次是“2万元”和“5万元”,占比分别约为10%和8%。此外,还出现了较多百万级高价和88888元、66000元等“吉利价”。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从事农村地区婚姻家庭研究多年,2018年1—2月,她带领课题组在11个省份开展了全国百村抽样调查,“从各项婚姻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来看,表现出‘西部重彩礼、东部重婚房’的特征”。
背后:攀比心理推波助澜
“很多人错误地将高价彩礼与有面子画上等号。”靳小怡表示,乡村社会中,社会关系相对稳定、圈子文化浓重的,婚姻极易受到攀比、从众心理的影响。农村地区女方家庭索要高额彩礼除了有“养个女儿不容易”的托词外,更多考量的是“别人家都要这么多,我为什么不要”。
有研究发现,若女方家庭索要明显低于或高于普遍标准的彩礼,会被村民议论“坏了规矩”而受到埋怨、排挤。
对于村民的攀比心理,杨国峰深有体会,“在彩礼的问题上,周围人都在比着来,你要16万8,我就得要18万8,这样,我家女儿身价高,我才能比你有面子。”
“有些农村地区,‘天价彩礼’已成为成婚的必要条件,婚姻被过度物化,产生了相互攀比的不良社会示范效应。”靳小怡表示,“天价彩礼”加剧了父辈的经济负担,许多农村家庭因此背上沉重债务,因婚致贫、因婚返贫风险上升。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一项调研报告显示,2018年,在开展婚俗改革之前,河北省河间市部分乡镇的彩礼最高涨到了18.8万元,而同年河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45万元,按照每户3个劳动力计算,娶个媳妇需要的费用,不吃不喝也得攒个四五年。为了帮孩子成家,全家齐上阵进城务工的现象并不少见,不少父母为此不惜做“高龄农民工”,进入危险系数高的行业打拼。
破局:多地积极探索
2023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三年点名“高价彩礼”。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多地、多部门也在针对整治高价彩礼开展行动。
从2020年起,民政部先后分两批确定了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指导各实验区在倡导简约适度婚俗礼仪、治理婚俗领域不正之风、培育文明健康婚俗理念等方面探索经验、打造样板。
中国计生协于2022年开始在全国开展新型婚育文化建设试点项目,引导群众树立“适龄婚育、生殖健康、优生优育、性别平等、责任共担、代际和谐”等婚育观念,抵制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婚嫁陋习。试点地区把新型婚育文化建设作为基层群众自治工作重点,组织修订村规民约、市民公约、自治章程,制订婚育文明公约,融入家规家训,推动新型婚育文化进村居、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利用“5·29会员活动日”等节日、纪念日,发挥基层文艺宣传队作用,评选、培树群众身边的典型,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移风易俗。
农业农村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把宣扬低俗婚恋观,索要、炫耀高价彩礼,媒婆、婚介等怂恿抬高彩礼金额,彩礼金额普遍过高等问题纳入治理重点。
甘肃省定西市开展治理高价彩礼行动,要求婚嫁礼金不超过5万元。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提出彩礼最高不得超过6万元,并逐年下降。河北省河间市提倡婚事新办、婚事简办,鼓励“零彩礼”、低彩礼。全市615个村全都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村党支部书记担任理事长,德高望重、办事公道、清正廉洁的老党员、老干部及村民代表担任成员,各村制定移风易俗村规民约。
“规矩定出来,落实是关键。”河北省河间市诗经村镇二十里铺村党支部书记王志强介绍,理事长在男女双方谈婚论嫁初始就多次走访,全程跟进。同时,与婚嫁对象所在村理事长对接会商,引导婚嫁双方逐步降低彩礼数额,抵制“天价彩礼”。
经过持续深入开展工作,部分地区整治“高价彩礼”取得成效。据统计,2021年4月至2023年12月,河间市共办理新婚登记10329对,“零彩礼”“低彩礼”新人占比达8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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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需兼具温度与力度
彩礼作为中国婚姻习俗中的重要内容,在社会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留存下来,并仍旧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婚姻实践中。一方面我们需要对这一传统习俗给予尊重与承认,另一方面也对政策制定的温度与力度提出了更高更精的要求。
靳小怡表示,地方政府需要结合当地的婚俗文化、风俗习惯,充分考虑不同乡村的经济社会状况、村民文化素质等因素,对现行彩礼标准作出具体规定,并保留对其适时修改的权利,明确辨别适当的彩礼实践与“天价彩礼”的区别,实现对陈规陋习的精准打击与治理。
此外,加大中西部中小城镇建设,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靠近老家的中小城镇生活下来,能有效降低其生活成本,从而大大降低彩礼费用。
提升农村人口教育水平与职业保障,积极推进中西部农村居民的教育投入,释放人才红利,是破解中西部“天价彩礼”,使正确的婚恋观得以有效传播并被广泛接纳的有效途径。研究表明,农村男性的高教育水平与高彩礼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而女方受教育程度越高,要价较高彩礼的动机越弱。
靳小怡表示,正如“天价彩礼”并非一夜之间出现,对“天价彩礼”的治理也难以一蹴而就,需要地方政府因地施策、逐步完善与细化相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