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510443","toptitle":"","toptitle_color":"","title":"从文明传承的视角理解生育的价值","title_color":"","subtitle":"","subtitle_color":"","crtime":"2026-04-22 13:58:15","condition":"来源:中国人口报","thumb": ""}
■ 文/樊志宏 王俊
生育子女是人类文明最基本的传承模式。孩子,承载着将一个家族的血脉、一个社群的记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传承下去的历史使命。儿孙绕膝所带来的是一个鲜活文明的喧嚣与生长,家族兴旺所象征的是一个文化系统生生不息的韧性。从本质上看,繁衍后代是对文明未来最深刻的投资,一个子孙繁盛的文明,其生命力与创造力自然蓬勃。“你抚养我长大,我扶养你老去”,这是一个内生的、可持续的文明循环,它强大而可靠,确保了经验的累积、智慧的沉淀和文明基因的传承。
低生育率:现代化面临的问题
当下,人类社会的代际传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最直观的表现是低生育率。追根溯源,低生育率是现代社会结构性转型的产物。
首先,个体化浪潮瓦解了传统的支持系统。城市化进程使“多代同堂”变得不再现实。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从1982年的4.4人降至2020年的2.6人。物理空间的隔离弱化了祖辈的育儿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社会中嵌入家族网络的生育行为,在现代社会已然转变为个体化的生命规划项目。然而,在变化的过程中,现代社会未能及时构建能够替代传统家族支持的社会支持系统,儿童养育的责任被集中于核心家庭,一些年轻人不得不独自面对因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而产生的“生还是不生”抉择。
其次,经济理性消解了生育价值。一些研究指出,如果生育的成本基本上由家庭负担,而新生劳动力未来创造的社会财富、缴纳的养老金却由全社会共享,那么,生育行为就从一项“社会投资”异化成为了需要计算成本效用的“个人消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当下缺乏祖辈支持的小家庭来说,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被高度货币化,住房、教育等显性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居高不下,而其“效用”(如情感联结、陪伴、养老等)却难以被量化。作为理性经济人,一些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因此受到抑制。
再次,个体主义价值观遮蔽了生育的集体意义。在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生育不再被视为生命的必然历程,而降格为生活中众多选项中的一种。与此同时,消费文化进一步将生育建构为个人生活中“高成本、高耗时”的选择,而非对文明延续的贡献。于是,生育的集体意义逐渐被个体主义的“幸福追求”所遮蔽。这种文化叙事的转变,使得生育在社会价值排序中不断被边缘化。
最后,碎片化的时间观解构了代际契约。代际契约,是指当代人在决策时,必须将未来数代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纳入成本效益计算。文明进程依赖于对长期因果链条的认知和敬畏,代际传承就依托于一种超越个体生命周期的长远时间观。然而,在消费主义和数字文化的双重塑造下,即时满足成为当下社会一种主导性的时间体验,延迟回报的价值被系统性低估。这种时间观念的转型,直接冲击了代际契约的精神基础。当“百年树人”的长期事业遭遇“即时满足”的消费观念,生育所要求的长期投入在文化叙事中逐渐失去“吸引力”。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强调的“新生性”,即通过生育为世界带来新开端的能力,在现代时间秩序的挤压下逐渐褪色。
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生态
破解少子化现象、修补代际传承的断裂,不能仅仅依靠经济支持政策的刺激,更不能只诉诸刻板的说教。其真正需要的,是一场深刻而系统的社会生态重构,即建立一个能够使生育和养育获得经济收益、社会支持和文化尊严的生态系统。
一是劳动价值重构。承认并回馈生育劳动的社会贡献。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是保障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要求全社会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承认:生养孩子是社会最核心、最重要的劳动之一。这就要求人们在价值观念上,扭转将生育彻底脱嵌为私人选择的倾向,重新承认其作为社会再生产核心环节的公共产品属性,认可生育的价值不仅在于创造未来劳动力,更在于再生产出整个社会关系与文化结构。在此基础之上,社会层面对生育劳动的回馈应该是全方位、制度化的。比如,建立生养成本的社会化分担机制,完善与生育劳动价值相匹配的转移支付制度,明确育儿补贴等生育补贴的“发展性投资”属性。
二是时间秩序重构。超越当下主义,培育跨代责任感。代际传承离不开长远的时间观念,代际责任要求人们具备一种跨越百年的视野。这是对生命的敬畏,是对人类自身在历史长河中所处位置的深刻认知,也是一种对未来的道德责任。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方面,我国自古就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认识,强调育人需要长时间投入与有耐心。当今社会大力倡导的“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与这一传统理念一脉相承,共同彰显着生育、养育、教育子女所蕴含的长远意义与责任。在当下全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进程中,引导社会全体成员树立长远的代际思维尤为关键,这不仅需要家庭为此持续努力,也需要全社会(特别是用人单位)营造一种支持性环境。重构时间秩序意味着,在制度层面,应设计支持全周期育儿需求的弹性时间制度,如允许育儿阶段灵活安排工作时间、提供生育女性职业中断后的再进入通道;在文化层面,重建个体与家族的情感纽带、对抗碎片化的时间观;在经济层面,开发长周期、跨代际的社会投资产品,为家庭生育决策提供可持续的经济收益;等等。
三是文化叙事重构。要推动从“消费主义”到“生产主义”的人生价值转向。现代社会,个体的身份认同高度依附于消费,人生的成功与幸福在很大程度上被窄化为消费能力与消费体验。在这种叙事下,生育因其带来的经济压力、时间占用和机会成本,自然被建构为一种经济上的负担。而事实上,养育后代才是人类最根本的生产与创造行为,才是实现文明延续的终极价值实践。公共话语与社会文化亟待实现文化叙事的更新:人生的圆满,不仅仅在于你消费了什么,更在于你创造和留下了什么;生命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此生的自我实现,更在于你是否为未来铺下了基石、是否参与了文明的永恒接力。
作者樊志宏系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王俊系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