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积极婚育观需要代际“双向奔赴”

  ■ 文/张婷皮美 卞小涵 徐玮

  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倡导积极婚育观”之后，近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对此做了强调。当下，重视观念和行为引导，可谓正当其时。要提高生育支持政策靶向性和激励措施的精准性，应当高度重视婚育观的代际差异——老一辈人的传统观念与对血脉亲情的期望，同新一代人立足现实条件与个体发展的理性考量，构成了家庭对话中常见的无声博弈，这种代际之间的婚育观念差异，客观上影响到了相关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理解并化解这些差异，既是推动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有效实施的关键所在，也是促进家庭和睦、维护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内在需要。


	代际差异是社会变迁的本质反映 

  应该看到的是，不同代际之间在婚育观上存在差异，远非“守旧”与“新潮”的简单对立，而是本质地反映出社会变迁在家庭单元中所引发的三重系统性认知错位。

  其一，认知系统的错位：从经验传承到风险应对。两代人最基础的错位，源于双方认知结构与决策逻辑所依托的社会背景差异。

  老一辈人的婚育观形成于社会变迁缓慢、生活模式较为固定的时期。他们关于“什么时候该结婚”“什么时候该生孩子”的这些看法，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来自上一代人的言传身教与自身长期生活实践的总结，属于在稳定环境中验证有效的传统经验。所以他们自然倾向于将这些经验传授给子女，以此表达对子女婚姻与生育的关心。然而，新一代人面对的是一个快速变化、具有不确定性的社会。全球化、数字化与市场化的纵深发展，使得传统经验在职业流动、地域迁徙、价值多元的新语境下解释力与适用性大大降低。年轻人面临的挑战多已超出父辈的经验范畴，难以直接套用过往模式。因此，他们的犹豫与审慎，并非不尊重长辈的经验，而是在面对未知风险时的一种理性权衡。

  其二，家庭经济逻辑的错位：从生存保障到发展投资。在家庭的经济理性层面，两代人对婚姻和生育的成本、收益与意义的评估方式也截然不同。

  在物质相对匮乏、社会保障尚不完善的年代，传统家庭遵循的是“集体式”生存逻辑。婚姻是旨在整合资源、分担风险，实现“1+1>2”的生存保障；生育则是家庭最重要的长期投资与发展保障策略。子女被视为一种具有多重价值的“资产”，既是储备劳动力，也是家族绵延的象征，更是父母晚年最为重要的风险抵御与养老保障。因此，对老一辈人来说，婚育决策不是纯粹的个人成本收益计算，而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旨在维系家族存续、分散生存风险的整体性策略，核心目标是人丁兴旺、开枝散叶。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随着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生活成本（尤其是教育养育成本）攀升，婚育不再是生存的“必选项”，甚至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带来多方面的现实压力。在他们看来，婚姻本身是一项需要谨慎评估的重大决策，涉及财产、职业、生活方式等多重考量；生育更是一项周期长、投入大的人生规划，不仅需要持续的经济支出，还意味着父母（尤其是母亲）需要付出巨大的隐性成本，包括职业发展可能中断、长期的时间精力投入以及难以量化的情感劳动。因此，是否生育、何时生育、生育几个，实质上是对家庭经济能力与发展规划的严峻考验。于是，当老一辈人用“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来表达关怀时，新一代人更多的是从现实约束出发，谨慎权衡教育养育的经济压力与对子女未来的长期投入。

  其三，家庭关系理念的错位：从角色本位到情感共建。代际之间更深层次的观念差异，在于对“家庭关系因何建立、如何维系”的根本理解不同。

  传统家庭伦理强调个人首先应履行与家庭角色对应的责任与义务，家庭关系和谐的关键是每位家庭成员都各司其职、恪守本分。情感固然重要，但通常被视为履行好角色责任之后自然而然的结果，或是长期磨合的产物。因此，婚育的首要意义是完成“成家立业”的规定动作，是个人具备承担家庭责任能力的关键标志。现代社会个体意识觉醒、平等观念普及，催生了一种注重情感共建的家庭伦理。婚姻、亲子等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维系，不再主要依赖传统赋予的固定角色或外在规范，而是基于独立、平等的个体之间持续的情感交流、自愿协商与共同成长。因此，年轻人进入婚姻或决定生育之前，往往更侧重于对关系质量本身进行反复审视与内在确认。简单来说，老一辈人仍习惯诉诸外部的角色规范，新一代人更注重内在的情感真实与个人体验，代际间的对话也就难以达成共识。


	“三方支持，双向奔赴”是化解代际差异的关键 

  化解代际在婚育观念上的三大错位，不能仅靠单方面改变或简单说教，而是需要在相关政策持续完善的基础上，推动政府、社会、家庭三方协同支持，引导代际之间“双向奔赴”，将家庭内部张力转化为应对时代挑战的持久合力。

  第一，促进社会理解与观念引导。鼓励社区、社会组织开展亲子对话、代际交流、婚姻家庭关系建设等主题活动，促进代际间的相互理解。可逐步推动将婚前教育、婚姻关系调适、家庭沟通技巧传授等纳入公共服务体系，设立社区家庭辅导员岗位或开通家庭关系支持热线，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专业、可及的情感支持与行为指导。新闻媒体、网络平台应积极传播和谐、包容的婚育观念，避免渲染代际对立和婚育焦虑，引导全社会形成理性、多元的婚育文化氛围。

  第二，夯实青年就业与职业发展保障。进一步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在促进更加充分就业的同时，着力提升就业质量与职业发展通道的畅通性，加大对青年职业技能培训与就业再就业的支持力度。针对平台用工、远程办公、自由职业等灵活就业形态，加快完善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劳动报酬等方面的权益保障机制，增强青年就业的安全感与稳定感。通过税收减免、荣誉激励、典型宣传等方式，鼓励企事业单位在绩效考核、职称评定、岗位晋升等方面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生育友好型机制，探索分段式工作时间、父母共享育儿假等制度安排，尤其要着力消除女性因生育面临的职业发展障碍，推动形成家庭与工作相平衡的就业生态。

  第三，健全普惠托育与照护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稳步增加城乡特别是人口密集区、就业集聚区的普惠性托位供给，重点保障双职工、多子女等家庭的托育需求得到满足。加强保育人员专业培训与职业保障，持续提升托育服务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支持社区依托邻里中心、党群服务站、公共活动空间等，建设嵌入式婴幼儿照护点，开展短期托管、家长互助及老年人社区照料等服务，探索“老幼共托”“代际融合”等社区照护新模式，推动“一老一小”照护服务在设施、人员、活动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与功能互补，逐步构建多元协同的照护服务网络。

  还需指出的是，代际观念冲突中最核心也最柔软的部分，常常源于父母基于传统认知的、“担忧式”的关爱。他们忧虑子女的未来孤独无依，也希望子女能走上一条社会普遍认可的人生道路。这份爱心需要被理解，其表达方式亦需与时俱进。因此在政府与社会创造外部支持条件的同时，家庭内部的沟通革新至关重要。理想的代际对话应以平等尊重为基础，以真诚关爱为纽带。长辈可尝试将关注点从追问“何时结婚生子”的结果，转向倾听“你对未来有何设想”“目前遇到哪些困难”的过程。晚辈也可将焦点从“问题争议”移向“共同应对”，把家人的关怀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资源与动力。爱的表达，唯有从单向度的期望传递，走向双向的理解与响应，才能真正实现代际间的“双向奔赴”。

  总之，化解代际之间的婚育观差异，实现“双向奔赴”，其核心是推动社会进步、政策完善与家庭成长之间形成正向循环。这既需要宏观政策持续提供更具包容性的制度保障，也需要每个家庭内部以爱为起点的、真诚而勇敢的理解与对话。唯此，各方才能相向而行，共同塑造一个对婚育更友好、对家庭更支持、对不同世代更富理解包容的社会。

  作者单位：武汉轻工大学粮食与健康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