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507187","toptitle":"","toptitle_color":"","title":"星光渐淡时，我陪你到清晨","title_color":"","subtitle":"","subtitle_color":"","crtime":"2025-11-19 09:58:58","condition":"来源：中国人口报","thumb": ""}
■ 本报记者/魏婉笛 通讯员/许悦
近日，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题材纪录电影《陪你到清晨》在全国上映。片中，15岁男孩闭国锦在学校常常难以集中注意力、情绪失控。经校内筛查，他有极高的焦虑抑郁伴自伤风险，后经医院确诊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共病焦虑抑郁。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以下简称“北京安定医院”）进行系统治疗过程中，主治医生的耐心治疗、心理治疗师的循循善诱、辅助行为训练的持续助力、病友和同伴给予的帮助陪伴等，共同编织了一张温暖而有力的支持网，逐渐激发了闭国锦的生命力和自愈力。
本期，我们走进电影主要拍摄地，与北京安定医院院长王刚，电影主要人物之一、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病房主治医师曲天宇，以及本片导演田艳进行对话，以电影的艺术视角观照心灵的角落。
从“看见”孩子开始
记者：北京安定医院作为精神专科医院，为什么愿意向公众敞开大门，成为一部电影的主要拍摄地？主创团队为什么拍摄制作这样一部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题材的纪录电影呢？
王刚：北京安定医院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晚清时期。然而，长期以来，它在人们印象中仍十分陌生，来医院就诊的患者也常常要遭受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承担着不小的社会压力。实际上，精神医学的范畴十分广泛。可以说，人一生中的各个时期都有出现精神疾病或心理问题的风险。
预防、识别精神症状，树立正确的精神健康观念，不仅对患者的治疗和康复十分必要，对整个社会提升健康水平也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影视作品向社会大众传播正确的健康理念是很好的途径。但故事片为了剧情会对精神疾病和患者形象进行艺术加工，有的将精神疾病浪漫化或妖魔化，有的单纯将其拿来调侃，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大众的错误印象。
作为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北京安定医院不仅在临床诊疗、科研教学等方面发挥着行业引领作用，也在提升全社会精神健康意识方面不断努力。因此，当主创团队表示希望拍摄一部纪录电影，真实展现精神科病房的环境和诊疗过程，科学揭示精神疾病的表现与危害，温暖传递精神科医护人员的人文关怀时，我们给予了支持，希望通过这部影片揭开精神专科医院的“神秘面纱”。
田艳：2020年，我注意到我国影视市场鲜有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题材的作品，而现实中这一问题又日益凸显，于是开始留意相关题材，并来到北京安定医院采风。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朋友的求救引起我的注意。他带着患有严重抑郁症并曾两次试图轻生的孩子来北京就医，我在医院见到他们，孩子绝望的眼神给我带来莫大的冲击，我迫切希望花时间弄明白，我们的孩子究竟怎么了？
2023年，我跟随北京安定医院专家团队到中小学校进行调研。同年4月，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要求规范开展科普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平台和渠道，广泛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知识和预防心理问题科普。
那一刻，一直懵懂地想为孩子们做点什么的我突然被点醒：尝试拍一部纪录电影吧！为儿童青少年的精神心理健康工作进行一场温暖、善意的“科普”。
共同的讲述者
记者：将纪录片的镜头对准医院，就意味着医疗流程、诊疗行为等将被一一记录，甚至被放大和讨论。对此，主创团队和医院是怎样沟通的？如何在保障患者隐私、医疗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拍好作品？
王刚：精神科病房并非与外界隔绝。此次影片的主要取景地——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病房接待过不少媒体记者，医院的自媒体也经常报道病房里的各类活动，让外界了解患者的治疗和生活情况。虽然医护人员对镜头并不陌生，但参与拍摄纪录电影、与摄像机朝夕相处、将所有的工作细节展示在镜头中并且接受大众的审视和评判，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种挑战。
令人高兴的是，几个月跟踪拍摄下来，医护人员与摄制组磨合得很好，并形成了默契。病房里的孩子们对摄制组的存在也适应得非常快，很多孩子还和摄影师及导演成了朋友。这不仅是基于医护团队和摄制组双方的专业和规范操作，更是由于大家在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那就是通过自己的行动，消除大众对精神疾病的误解，将真实的精神科病房和科学的治疗过程展现给观众。
田艳：迄今为止，在全国公映的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题材纪录电影屈指可数。我非常清楚，作为片中取景地的医院和学校，“纪录片”几个字会给其管理者和员工带来莫大的压力。记得当时我忐忑地给王刚院长发了两条信息：请问能否请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作为纪录片的指导单位？能否授权主创团队在医院进行拍摄、取景？第一个问题，王刚院长“秒回”同意；第二个问题在医院党委的共同决策和支持下，也顺利获得许可。很快，医院党委协调全院上下为拍摄尽可能提供支持和保障。由于我们前期已在医院“蹲守”了三四年，医护人员和患者已对镜头的存在习以为常，不少孩子还会主动向摄影师表示：“拍我拍我，我想出镜！”
曲天宇：“精神科”这个词很容易被各种偏见包围：患者被贴上“危险”或“脆弱”的标签，医护人员常被误解为“只会开药”或“看守患者”。这些偏见仿佛是竖在患者和社会、医院和公众之间的一堵无形的墙。而正因如此，我才愿意成为被记录者。
坦白来讲，拍摄团队的存在，在初期确实让部分患者拘谨、好奇，他们习惯了被忽视，却不习惯被注视。但这种隔阂消散得比我们预想得快。当患者们发现，这些拿着摄像机的人并非走马观花的猎奇者，而是愿意蹲下身来、保持沉默的倾听者时，一种宝贵的信任开始建立。
拍摄之初，我和同事们也担心患者的隐私和情绪受到干扰。但随着拍摄的开展，一种微妙的转变发生了：我们从“被记录者”变成了“共同的讲述者”，开始主动协助拍摄，捕捉那些能体现真实工作的瞬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如果连我们身处其中的人都不敢展现这里的真实，又凭什么要求公众消除偏见？后来，摄制组的存在已不再突兀。他们见证的不仅是病痛，更是那份在偏见之外，真实流动于医患之间的努力、理解与温情。
所有难题都终将有答案
记者：纪录片中的小闭是幸运的，最终又回到了熟悉的家和校园。但现实中，一些儿童青少年的精神心理健康还需更有力的支撑。请为我们讲述这些孩子在镜头之外的故事。
曲天宇：影片反映的故事只是现实中的很小一部分，小闭回到学校依然会面临许多学业、家庭、人际交往问题，需要来自社会持续的支持。事实上，现实中更多的故事涉及更复杂的创伤和更漫长的疗愈。
曾有一对双胞胎姐妹，从小形影不离。然而在初二那年，成绩优异的姐姐突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妹妹从此被卷入一种极不稳定的情绪漩涡中，且伴随着强烈的自责：“我为什么没有发现？”“我本可以阻止她。”巨大的创伤演化为一次次自伤行为，而她们的父母同样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击垮。
因此，我们的工作也变得异常困难，大家更像是在进行一场艰难的“考古”，要回溯姐姐生前的种种生活、学习细节，找到她自杀的原因，并试图为其他家庭成员提供干预和支持。经过研究，我们推测姐姐很可能是一位未被识别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这个推测像一束微弱但关键的光照进了这个家庭，他们开始拼凑那些曾被忽略的线索，原来一切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背后其实有迹可循。这个迟来的“理解”，本身就是一种疗愈。
明确方向后，我们的治疗多线并行，如处理妹妹的哀伤与情绪行为问题，疏导父母的负面情绪，重塑家庭的沟通与支持功能。即便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妹妹最终回归了校园，但校园里每一个熟悉的角落都可能触发她对姐姐的回忆。她的康复，将是一条学习如何与伤痛共存，重新找到自己生命价值的漫长的路。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儿童青少年的精神心理问题，常常是一个家庭系统问题的集中爆发。而每一个重返生活的孩子，背后可能都是一场家庭、学校与医疗系统共同参与的、旷日持久的救援。
记者：请问这部作品的呈现有什么遗憾吗？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健康领域还有哪些亟待关注的角落？
田艳：原本，我们希望全片能完整体现3~4名孩子的故事，展现包括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抑郁症、精神分裂等不同病症的成因、表现、康复和预后等。但在作品上映前的最后阶段，还是有不少孩子的家长“后退了一步”，要求删掉出镜片段；也有一些机构、学校表现出迟疑，将镜头拒之门外。这些遗憾恰恰说明，社会对这一群体甚至机构的污名化依然存在。希望电影有更多机会走进大众视野，让医生、老师、孩子们和家长走进影院观影，用认知穿透偏见，用接纳取代污名。
曲天宇：希望未来，更多关注的目光可以告别猎奇、回归日常，关注系统性困境，用“共情”代替“同情”，少些煽情和悲情“滤镜”，多关注患者自身的韧性与智慧。
王刚：被看见是被重视的开始，被了解是被理解的起点。一部影片并不能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但我们希望通过影片的呈现，让他们的处境得到家长、老师们的重视。当各方意识到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都会对孩子们产生心理影响，而精神健康对孩子的成长和人生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且都愿意为守护他们的精神健康做出努力时，现实就会像这部电影的宣传语那样，我们面临的“所有难题都终将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