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505101","toptitle":"","toptitle_color":"","title":"为“运动是良医”找到科学注脚","title_color":"","subtitle":"","subtitle_color":"","crtime":"2025-08-19 08:27:13","condition":"来源:健康报","thumb": ""}
本报记者 吴倩 张可心 目前,“运动是良医”的理念正在转化为体医融合实践。发挥好“运动是良医”的作用重在科学精准,不合理的运动反而可能是诱发疾病的“毒药”。在全民健身热潮下,如何开出更加精准的“运动处方”,为全民健身提供科学支撑?近日,记者在相关机构进行了实地探访。 ...
本报记者 吴倩 张可心

  目前,“运动是良医”的理念正在转化为体医融合实践。发挥好“运动是良医”的作用重在科学精准,不合理的运动反而可能是诱发疾病的“毒药”。在全民健身热潮下,如何开出更加精准的“运动处方”,为全民健身提供科学支撑?近日,记者在相关机构进行了实地探访。

运动测试联动多学科会诊

  近日,40多岁的王女士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完成常规健康体检项目并经筛选合格后,进行了一项心肺运动测试。

  这套测试设备由一台动感单车、一台电脑和心电导联、面罩等穿戴式传感设备等构成。王女士口戴用于记录氧气量和二氧化碳浓度的呼吸面罩,前胸贴着数个电极片以便监测运动中的心电变化,手臂裹着用于监测血压变化的袖带,手指佩戴用于测量血氧饱和度的指氧夹。工作人员根据王女士的年龄和日常运动习惯设置运动任务,并测量其静息状态下的各项指标后,王女士开始蹬车测试。随着单车阻力增加,王女士的身体指标逐渐达到有氧代谢与无氧代谢的临界点(“无氧阈”)。随后,随着运动阻力降低,王女士在身体指标缓慢恢复至正常状态后,完成了一次心肺运动测试。

  “我们会重点关注受试者的最大摄氧量、最大通气量以及在达到‘无氧阈’时的心率等数据,并据此计算受试者心率储备、呼吸储备,最终形成一份反映受试者运动水平的心肺运动测试报告。”北京天坛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张若旸介绍,由于有些人在静息状态下的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等指标处于正常范围,却可能在运动中出现心肌缺血、心律失常、运动性高血压等情况,监测相关指标的变化可以帮助医生评估受试者是否存在潜在心肺系统疾病和运动风险。

  这份测试报告随后出现在北京天坛医院的健康体重多学科会诊中。神经病学中心、心血管内科、营养科、超声科和健康管理科等科室的医生,对王女士的各项检查结果一一进行了分析,认为其身体状况总体良好,但身体运动不够充分。

  “我平时很少运动,每天走路不超过1000步,运动仅限于从家到车库的往返过程。”面对询问,王女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根据王女士的心肺运动测试结果,并综合各项检查数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晓嶙判断其运动素质良好,无较明显的运动风险,建议其从喜欢的运动方式开始,循序渐进地进行运动,以提高身体代谢能力、改善血脂水平。

  上述实践是北京天坛医院对于“运动是良医”和“运动促进脑健康”理念的创新探索。该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神经病学中心郑华光主任医师介绍,针对主动健康人群,该院多学科专家在对其脑健康和心脑重大疾病风险进行精准评估的基础上,结合心肺运动测试等结果,给出以循证医学证据为基础、涵盖运动和营养指导意见的健康促进方案。

  郑华光介绍,北京天坛医院与其他单位合作,探索成立北京体医深度融合协同创新实验室和体医融合多学科会诊机制,今年进一步将该机制升级为健康体重多学科会诊。该院基于健康人群、患病人群及运动员等不同群体的身体状况,根据不同需求,探索分层的体医融合主动健康整体方案。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运动有利于促进疾病预防、治疗和康复。但对于某些存在疾病风险和处于疾病状态的人群来说,进行不恰当的运动可能带来健康风险,因此在运动前需要进行精准评估和干预。”郑华光举例,一位喜欢打篮球的中年男性平时血压正常,在心肺运动测试中血压却高达240/110毫米汞柱。运动专家告知这位男性进行篮球等对抗性运动会带来较大健康风险,建议其调整运动方式,以低强度运动为主,例如慢跑并将目标心率控制在160次/分以下。

  郑华光认为,目前亟须以新质生产力创新驱动体医融合。一是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影像组学等多层面评估人群的健康状况、运动能力和运动损伤风险;二是结合针对肌群力量、脑血流的可穿戴式监测设备,动态测量运动数据,提高运动指导建议的精准度;三是进一步提高“运动处方”的普适性和可及性,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给予运动建议,并结合专家经验进行调整,从而更高效地给出精细化运动指导。

寻找运动干预精准“靶点”

  首都体育学院也在努力破解更多运动精准调控健康的“黑箱”。走进首都体育学院科学运动与主动健康研究中心脊柱健康实验室,记者看到无辐射脊柱超声扫描设备与各类康复器械一一陈列,研究人员正在针对儿童脊柱侧弯探索运动干预方案。

  该实验室张明明博士告诉记者,脊柱侧弯在10~16岁快速发育阶段高发,早期筛查和干预是改善预后的关键。当脊柱侧弯的弯曲度超过10度时就应该进行运动干预,弯曲度超过20度时则需要佩戴支具甚至进行手术。目前,该实验室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形成了转介机制,对医院筛选出来的中度脊柱侧弯儿童及早进行运动干预。

  基于前期摸索的经验,该实验室根据儿童的年龄、脊柱侧弯类型设计了一套包含呼吸训练、核心力量训练和有氧训练等在内的综合干预方案。目前,他们正在招募10~18岁的轻中度脊柱侧弯青少年开展一项研究。

  “我们会在运动干预前后分别采集脊柱侧弯儿童的肌电、肺功能、足底平衡等运动学指标以及生理生化指标,并在历时12周的运动干预之后分析各项指标的变化。”张明明说,该研究一方面希望验证综合干预模式的效果;另一方面努力从深层次探究不同人群的干预效果为何存在差异,从而找到运动干预的精准“靶点”。

  运动如何促进健康,运动为何在某些情况下触发风险,其深层机制仍布满迷雾。首都体育学院体医融合创新中心体医工精准组学实验室于彦丽教授利用多组学技术,聚焦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患者等重点人群,试图在分子层面探索运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机制,为运动干预提供精准指导和评估。

  于彦丽的最新发现指向了一种“运动因子”——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她介绍,进行一次马拉松这类极限运动后,vWF水平会显著升高;若长期超负荷训练,vWF持续处于高值会成为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推手”。相反,每周超过3次、每次大于30分钟的中等强度规律运动,可让vWF回落到“保护区间”,从而降低发病风险。

  然而,把实验室发现转化为临床证据,于彦丽遇到两大“堵点”:一是如何排除混杂变量,用严谨的研究设计把运动真正锁定为健康差异的决定因素;二是运动干预周期往往以月、年计,患者依从性低、脱落率高,导致高质量数据难以积累。

  “机理研究正从单一通路转向‘多组学整合’范式,通过转录组、蛋白质组、代谢组与微生物组的联合分析,构建运动响应的动态网络模型,人群验证和因果推断是下一阶段的关键挑战。”在于彦丽看来,随着更多分子通路和基因位点被解码,运动促进健康的“全景图”终将清晰。未来的运动处方也许能像今天的靶向药一样,精准到分子、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