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立夏
步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的大门，气氛格外静谧。记者透过玻璃窗看到，躺在保温箱中的一个个婴儿，大多数在酣眠，偶尔有一两个发出几声啼哭。孩子们弱小的身躯、近乎透明的皮肤，以及复杂的监护设备，提示这里并不是普通病房。
“你看，他的呼吸虽然急促，但是很有力量，这是生命力顽强的表现。”寇晨轻声说。作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寇晨每天大部分时间都穿梭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守护着这些“早早”诞生的孩子。
走好“万里长征”第一步
近年来，每年有1万余名孩子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新生儿科需要对其中2000多名新生儿进行救治，其中危重症新生儿超过800名，抢救成功率达99.5%。
“危重症新生儿中，绝大多数是早产儿和超早产儿。”寇晨说，小于37周出生的婴儿被称为早产儿，小于28周出生的婴儿则被称为超早产儿。随着治疗手段的丰富、诊疗技术的提升、监测设备的发展，更多早产儿和超早产儿成功存活下来。
一名仅孕育25周就出生的孩子，给寇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个冬夜，小轩“意外”降生在北京妇产医院。当时新生儿科床位已满，小轩的爸爸央求医生：“我爱人为了要这个孩子，吃了很多苦。求您救救孩子吧！”不足800克的体重，加上天气寒冷、路途颠簸，如果转院，小轩的命运不可想象。寇晨当机立断，加床收治这个孩子。
接下来，由于小轩严重宫内感染以及多脏器功能发育不完善等问题，让临床救治面临着相当大的难度。保温箱、呼吸机、监护仪、气管插管、深静脉置管、抗生素及肺表面活性物质等，医护人员用上了几乎全部早产儿救治手段，对小轩全天候进行精心治疗和护理，陪她一同闯关。3个月后，小轩已经可以经口完成适宜奶量摄入，且不需要额外吸氧，身体的各项指标均达到了出院标准，可以与家人团聚了。面对欣喜的父母，寇晨郑重嘱咐：“孩子未来可能面临很多问题，要做好心理准备，‘万里长征’才迈出第一步。”
正如寇晨预测的那样，出院后的小轩陆续出现吃奶不协调、一侧下肢肌张力过高等问题。父母及时带小轩到新生儿科复诊、干预，并接受康复治疗。到了2岁，小轩的体重及健康状况已追赶上同龄的正常孩子。如今，已上小学三年级的小轩发育正常、健康活泼，她的父母也和寇晨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让“特殊”的孩子不再特殊
北京妇产医院新生儿科是国内较早开展高危儿出院后随访的科室。经过几十年的发展，2022年，该科形成了规范的高危儿出院后随访体系。
“以前，像小轩这样定期复诊的早产儿并不多，其实这些孩子需要家长特别精心照护。”寇晨说，“比如，孩子每天喝多少奶、大小便几次、精神状态怎么样、每个月体重增长多少，这些都需要医护人员对家长进行专业指导。”
随访体系建立后，新生儿科医护人员对出院后的早产儿进行喂养与体重管理，预防营养性贫血、佝偻病，对高危新生儿进行营养与发育方面的指导，对神经功能异常的患儿进行筛查与干预。家长的细心呵护、系统的随访和干预，让大多数早产儿很快追赶上正常孩子成长的步伐，顺利进入幼儿园。
胎龄34周后出生的早产儿通常被称为晚期早产儿，很多家长认为他们和足月孩子一样，不需要特殊喂养，但这会对孩子生长发育造成一定影响。“我们将这些孩子视为‘低危儿’，同样进行随访管理，对家长进行指导，让孩子成长得更健康。”寇晨说。
通过随访，早产儿与主管医生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知道自己治疗过的孩子出院后发育得非常好，这对年轻医生来说有一种巨大的成就感。”寇晨说，“这可能就是新生儿科医生别样的快乐。”
源自深沉的热爱
“从孕育那一刻起，就对孕妇和胎儿进行科学管理，这样直到孩子出生，很多不良预后都是可以避免的，这需要新生儿科和围产医学科密切配合。”寇晨说。
围产医学是从妊娠确诊起对孕妇和胎儿进行监护、预防和治疗的科学。近年来，该院新生儿科与围产医学科共同开展宫内治疗与评估、新生儿复苏实践新技术研究、产科分娩指征与新生儿结局评估、超早产儿个体化管理及早期康复等，取得了良好效果。
当前，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一个孩子，不仅要让他生存下来，还要让他生活得更有质量。因此，新生儿科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新生儿保健。
开设新生儿日间病房是寇晨期待的发展方向。“黄疸是大多数新生儿绕不开的问题。如果能在日间病房完成照蓝光等新生儿黄疸治疗，不仅能减少母婴分离，促进母乳喂养，还能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寇晨说。
面对儿科医生短缺的共性问题，作为一名“80后”科室管理者，寇晨对打造人才梯队有自己的理解。他鼓励年轻医生“走出去”，把握学习机会，还鼓励大家在科研方面下功夫，开展更多科普工作。同时，他运用科学的管理工具开展绩效分配，体现多劳多得。但寇晨最看重的，还是年轻医生对临床的热爱。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生儿科是很多高危儿生命的起点，挽救一个孩子，也是给一个家庭带来希望。在寇晨看来，“NICU是没有监控设备的，要凭着良心，站在父母的角度替孩子考虑，这需要一份深沉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