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芳 通讯员 黄汇慧
一心向学，在日军的铁蹄下不坠从医之志；选定耳鼻喉“小科”，在学科家底薄、设备缺的年代，潜心探索、扎实进取；为患者健康精研技术，为人才培养殚精竭虑……2021年2月，我国耳鼻喉事业的筑路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原主任赵应时走完了人生路，他用百年的奋斗实践了毕生心愿：为人民服务，向党和国家报恩——
精勤半世纪，为学科发展铺路
赵应时在人生任何阶段都不失开朗豁达、愈难愈坚的性格特点，这可能源于他最初的生活经历。1920年，他出生于东北，经历过军阀割据混战等，他依然坚定地完成学业，1941年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
在学医的日子里，赵应时发现，和大内科、大外科相比，自己对耳鼻喉这个专业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于是选定这个“小科”，开始了半个世纪的钻研。
选路凭个人，领路靠名师。赵应时期待的名师，就是我国耳鼻喉科泰斗徐荫祥。1946年，来到北京的赵应时如愿拜在徐老门下，后跟随徐老筹建我国第一所耳鼻咽喉科专科医院——北京市耳鼻咽喉科医院，并任医务主任。1958年，该院并入北京同仁医院，赵应时在此继续行医和学科建设之路。
“年轻的时候虽然事挺多，但每天都高高兴兴的，不知道忙，也不知道累。”赵应时生前聊起那段日子，总是面带微笑。微笑背后更多的是艰难：学科处于刚起步阶段，基础差、底子薄。
那些日子，他对扁桃体摘除术、鼓室成形术、突发性耳聋、坏死性肉芽肿等疾病进行了系统性总结整理，认真细致地统计了多达12万例耳鼻咽喉疾病，为不断提高医疗质量打下坚实基础。他细心观察危急的小儿咽部烫伤病例，掌握发生呼吸困难危象的规律，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救治成功率。
在物资短缺、设备简陋的20世纪中叶，赵应时还在治疗手段、手术器械设备上不懈探索：他开创性地用乙醚吸入治疗功能性失音获得成功；利用曲别针改制成“环形鼻异物取出器”，使躲藏在孩子鼻孔里的豆子、纽扣等异物更易取出；他改造了耳耵聍取出器，让工具更顺手……俗话说，“一要手艺好，二要家什妙”。在赵应时等前辈筚路蓝缕、孜孜以求的基础上，我国耳鼻喉学科的手艺、家什，得以起步、积累，进而实现赶超。
1962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刊载报道：“一位患‘耳硬化症’了14年的工程师，在进行‘内耳开窗’的手术后，现在已经可以不用助听器听声音。”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就是时任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的赵应时。
内耳手术非常复杂，危险性高，手术器械得伸到狭窄的耳道进行。在这片“雷区”，最小的镫骨跟芝麻一般大，镫骨足板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伤及面神经；手一抖碰破镫骨足板，会造成病人眩晕和神经性耳聋……在医疗器械及设备极其落后的年代，靠着常年不断地钻研治疗路径、锤炼手术技艺，赵应时练就了闯“雷区”、为患者找回听力的胆识和能力。
扎根“小科”，带出大队伍
一枝独秀，对于个人或许足够，但在赵应时看来，让耳鼻喉学科春色满园，方才圆满。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积极承担相关医学生教学任务和实习指导。从徐荫祥教授手中接过学科“接力棒”后，他更加诚惶诚恐：“徐老致力于发展壮大耳鼻咽喉科，到我这儿没什么发展怎么办？”
带着这份惶恐，赵应时忙碌着。“要想技术好，耳鼻喉的解剖就得学好。书本上看到的平面图，跟实际人的立体结构还是有差距。所以尽管在学校学过，但我们刚进科的时候都要再把解剖巩固扎实。”当时的入院新人、如今已是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家的程继龙回忆，为了给大家提供足够的解剖标本，赵应时想方设法、四处奔走。
技术进步离不开文献学习。“我们外语基础差，赵主任就利用休息时间教我们。”如今已75岁的北京同仁医院原耳科主任戴海江回忆，“那时候对科研没有概念。赵主任却鼓励我申报科研成果”。在赵应时的指导下，戴海江申报的人生第一个科研成果就获得局级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坚持带教外地进修医生，定期组织业务学习，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在赵应时的努力下，大批青年医师得以迅速成长，成为耳鼻咽喉科的业务技术骨干，不但为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学科成为国家卫生健康委临床重点专科、教育部国家重点学科打下坚实基础，还为全国多地医院输送了合格的专科医师。这门最初的“小科”，正如赵应时期待的那样，愈发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