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芳
舍弃上海“红房子”，挤进狭窄宿舍楼；从江南女子，变身为巴蜀辣妹子；从风华正茂，到霜雪满头……为了西部医学事业发展和群众生命健康，著名妇产科专家、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凌萝达教授一生艰苦奋斗、执着奉献，在西迁伟业中彰显医者价值。
两度溯江，缘系重庆
1920年12月，凌萝达出生于日本。自小，她便对与生命科学相关的领域兴趣浓厚。回国后的她，就读于江苏南京中学，并考取了国立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开始了对医学的学习和探索。抗战全面爆发后，国立上海医学院内迁。凌萝达和同学们也在老师的带领下，辗转来到重庆歌乐山，从此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
战时的歌乐山，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凌萝达吃着有砂石的米饭，凑近不亮的煤油灯看书，打下了扎实的学科基础。她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才回到上海，也因此练就了百折不挠的毅力。
20世纪50年代，为改变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高校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支持大西南，抽调上海部分医学力量西迁，建立重庆医学院。此时的凌萝达，正就职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她带着子女再次溯江而上，义无反顾奔赴重庆。
又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重医已开始了如火如荼的建设。虽然周围是成片的农田、泥泞的道路和荒芜的土地，与繁华的上海落差巨大，但对于凌萝达来说，没有什么比抓紧时间建设一所服务西部人民健康的医学院更迫切。她和家人挤在狭窄的宿舍楼里，起早贪黑，全身心地投入到高强度工作和建设劳动中。
不能光为钱，这是我的事业
最初的日子，校舍、医院拔地而起，令人振奋。但凌萝达清楚，在曾经贫瘠的医学土地上耕种学科之花，提升软实力才是最难的。
她迎难而上，作为技术骨干带领同事组建了重庆医学院（现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先后在附属第一、第二医院担任妇产科主任，主持并开展妇产科疑难病症诊治。1960年，她还担负起重庆5万人次的防癌普查工作，牵头进行基层妇女子宫脱垂和尿痿防治，走遍四川和重庆的山区。
艰难拓荒中，凌萝达展现了作为医者坚强、负责又温柔的一面。1960年，她在怀孕后期仍坚持工作，在分娩的当天上午，还为一个病人进行大手术。术中，她出现宫缩仍坚持做完手术，下手术台后不久，小儿子就出生了。
她一直遵循“今日事今日毕”的原则，为此常常工作到凌晨。旁人不解：“你又不是没有钱，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命？”凌萝达回答：“不能光为钱，这是我的事业。”
用科研和临床事实说话
凌萝达在临床工作中发现，头位胎儿的难产容易被忽视。她提出，当胎头朝向位置或胎头俯屈不良时，就会造成分娩困难。头位难产的发生率占到难产的90％以上。
对此，很多同道不认同。凌萝达决定用科学研究和临床事实说话。根据大量临床研究，她于1978年发表论文，首次提出“头位难产”概念，并建立头位分娩评分法。凌萝达还编写了《头位难产》一书，其提出的治疗理念和方法，成为产科头位难产治疗的金标准。
受当时的卫生部委托，凌萝达于1982年～1987年举办了5期“全国难产防治学习班”，推动了“头位难产”学说在基层的应用，为降低我国孕产妇死亡率、致残率、围生儿死亡率作出了巨大贡献。2006年，86岁的凌萝达总结近60年临床经验和科研成果，并吸纳了国内、外最新资料，出版了具有完整难产理论体系及实践经验的专著《难产理论与实践》。
凌萝达总说：“一名合格的医生，要把自己的医术无保留地传给自己的学生。”从医几十年来，她培养了大批产科学、妇科学、生殖医学、计划生育等领域的医教研人才，造就了一批妇产科专家队伍。
人生百年，凌萝达走得坎坷但坚强。无论时光如何流转、生活多少磨难，她都将一颗火热的心献给了重医的发展，献给了妇产科学，献给了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