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举行“群医闪耀”人文思政课暨《同济医院迁汉人物志》新书发布仪式，多位医学专家与200余名青年医生、医学生围绕医者的奉献和创新精神等议题进行探讨，共话新时代医者的使命与责任。
■与谈嘉宾：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外科学系主任 陈孝平
我国超声医学先驱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超声影像科教授 张青萍
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全民健康素养促进分会会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肿瘤科教授 于世英
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候任主委、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老年医学科综合医疗科主任 张存泰
特约记者 蔡敏 常宇 通讯员 邓国欢
图为思政课现场。从左至右依次为：张青萍、陈孝平、于世英、张存泰。
记者：同济医院一直保留着一本特殊的“教材”，书里密密麻麻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标签。这本书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
张存泰：这本书的主人是同济医院心血管内科专家陆再英教授。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她担任《实用内科学》第六版和第七版的主编。在编撰教材过程中，陆教授投入了大量精力，一字一句地精心修改，书里的标签就是她兢兢业业工作的见证。
她经常强调，教材是医学生学习临床知识的第一步。医学生如同白纸，教材是他们学习的第一关，我们必须将正确、准确的科学知识传达给他们。同济人曾编写过许多医学教材，每位编者都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工作，体现了医院格物穷理的精神。
我还想分享陆教授另一个关于“60分”的故事。记得我在做总住院医生时，一年元旦，陆教授在查房时向一名学生问道：“今天交接了几名患者？他们的病情有什么变化？你应该如何进行观察？”
这位学生平时学习成绩常常是班上的前两名，她此刻也将患者情况较为清晰地交代给陆教授。陆教授听完后点点头说：“给你打60分。”
过了一会儿，我查房回来，看到这位同学正在掉眼泪。我问她怎么哭了，她回答，自己已经非常努力了，可陆教授只给她打了60分。我对她说：“陆教授对大家要求非常严格，我们还经常不及格呢，能打60分已经很不错了。”
陆教授对我们这些后辈的要求常常是，不仅要知道患者的病情如何变化，还要预判可能出现的情况，并明确如何诊治。而正是在这些前辈的严格要求下，同济的一代代医生才被培养出来。
记者：当一门新技术还没有被多数人了解时，除了严谨治学的精神外，还需要无畏的开拓精神。张青萍教授，您是我国超声医学的先驱之一，请讲一讲您在这方面的经历。
张青萍：1959年，我从同济大学毕业后留校，被分配到了上海同济医院外科。1年后，一项全新技术——超声诊断出现了，并很快发展起来。在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后，我逐渐在医院开展起这项新技术。
起初，技术的开展遇到了许多困难。但得益于医院的支持，我们很快在医院组建了相关科室。虽然当时科室只有我和一名技术员，但随着时间推移，专业队伍逐渐壮大，第二年又增配了两名护士和一名内科医生，工作得以更顺利地开展起来。
有了这项新技术后，临床医生就可以通过观察孕囊来判断女性是否怀孕，并对先兆流产的情况进行观察，判断孕妇是否需要保胎，以及保胎是否成功。
我们通过观察胚胎的胎心波动来判断胚胎是否存活；观察肝脓肿的影像频段，定位穿刺点，解决了不少临床问题，获得了多个临床科室医生的信任。随着患者的增多，超声诊断工作也发展得越来越好。
我行医已近70年，最乐意听到的是两句话。一是患者对我说：只要您给我看病，我就很放心。二是年轻医生对我说：我是读着您的书成长起来的。这些话让我很欣慰，也让我感受到了人生价值。
记者：几位专家多次谈到了不同专科团队合作的经历。请问陈孝平院士，关于合作，您有怎样特别的体会呢？
陈孝平：不同专业医生之间打交道，最怕的是听到别人说你的诊断或处置错了。还记得，在我们和超声科医生合作的过程中，张青萍教授在做完诊断后，第二天便会亲自到手术室查看，比较患者的实际情况和他此前的超声观察是否一致。在他的影响下，更多超声科医生来到手术室进行观察，不断总结经验。因此，同济医院的腹部超声技术进步很快。
后来，我在看完门诊后，也习惯带着年轻医生与张教授和超声科医生们一起学习，提高了超声诊断技术。因此，当时还有医生说笑：“陈孝平到底是超声科医生还是外科医生？”
记者：陈院士，您在肝胆胰外科治疗等领域提出了很多全新理念，取得了独创性成果。为了普及世界首创的陈氏胰肠吻合技术，您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您的这种敢于质疑、突破的精神从何而来？
陈孝平：创新不是一拍脑袋就做出来的。我曾在一次全国会议上遇到一位专家，他介绍了血管吻合技术在肝移植领域的“创新”成果。我当即指出，这并非创新。因为早在1912年，就已有专家因“卡雷尔三点血管吻合法”这一技术的开展获得了诺贝尔奖。所以，要实现真正的创新和突破，首先要对医学和技术追根溯源，作充分的了解。然后，再提出有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同时研究其必要性、科学性、合理性、实用性和可行性。
记者：要完成医学创新，医患需共同承担风险。肿瘤科是特别能折射人情冷暖的地方，请于教授为我们分享一下相关的故事好吗？
于世英：我想讲一个“镭疗之光”的故事。继20世纪40年代镭疗在我国开展，同济医院在20世纪50年代引入镭疗技术，我的老师张錬教授很有魄力地提出要在医院成立肿瘤科，而放射治疗是科室开展治疗的一部分。
镭疗是一种相对“危险”的技术，如有不慎，可能会在治疗过程中对医患造成伤害。所以，用于镭疗的治疗房间——镭房的建设要求很高。张錬教授当时亲自参与了医院镭房的设计，在墙体灌注水泥的过程中，他在每个步骤都反复确认墙体没有一丝缝隙，能有效隔绝放射线。但即便如此，但凡镭疗操作不够精准，也依旧可能造成对患者正常器官的伤害。因此，相关治疗对医生的技术要求非常高。
当时，在镭疗操作过程中，医生需通过手术镊快速将放射源（镭）放入患者体内，全程没有额外的保护措施，医生是直接暴露在放射线下的。完成操作后，医护人员会将患者抱上推车，送至镭房，患者需在里面平躺47个小时，确保放射源不移位。为避免患者家属受到伤害，开展镭疗的几年间，医院从未让患者家属进入过镭房，照顾患者起居的任务都是由医护人员来完成的。
记者：陈院士，在您首创的胰肠吻合技术尚未得到广泛认可时，您曾经常整夜守在手术室开展研究，困了就睡在手术台上，这些故事一直激励着很多青年医生。请问，身处逆境时，您是如何保持自洽并继续前行的呢？
陈孝平：要做科研，就要先做好5%成功、95%失败的准备。且我们要明确，即便科研取得成功，还需直面同行的评议，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项新技术的诞生要经历成功研发、普遍认可和广泛推广的过程。在充分证明一项技术在临床应用的效果后，即便面对质疑，我们也要有底气、有信心地去做示范和宣传。记得两三年前，我在广西推广胰肠吻合技术，接受手术的患者在术后恢复得都很顺利。一位年轻的医生告诉我：“陈老师，过去我们开完刀后，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但自从用了这项技术，晚上我们终于可以安心睡觉了。”
记者：医疗行为涉及大量的医患沟通环节。尤其在面对重大决策时，医生应该如何把握好沟通的边界？
于世英：站在心理学的角度，在人际关系中，“边界感”指的是在交往中把握适当的距离和分寸，让双方都感到舒适。要让患者听得懂医学语言，医生首先要能清晰地表达，其次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年轻医生有时会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患者和家属在做决定时总是犹豫不决？”实际上，这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真的和患者感同身受，不了解他们生活的深层痛点。
因此，做医生一定要善于体察。在医疗行为中，患者才是最终的决策者，医生只是从专业角度推荐诊疗方案。我们一方面要为患者和家属做好讲解工作，另一方面也要给他们一些时间，确保他们真正理解了医疗的意图，并愿意为决策承担相应后果。知情同意是医患互信的一种仪式。只有双方都将现实和疑虑讲清楚，并达成信任时，才真正体现了知情同意的价值。
记得我在读研究生期间，《鉴别诊断》这本书扉页的第一句话是：“治疗从接触患者的第一个眼神开始。”在与患者的沟通交流中，我们除了掌握“边界感”，还需与患者有必要的接触。我总觉得，在这方面，中医的节奏正合适。用三根指头搭到患者的脉搏，左手三分钟、右手三分钟，不远不近，不疾不徐；边摸脉，边问询。这样既和患者有接触，又非常礼貌、给予尊重。
一名好医生，除了有自驱力外，还应该能从患者身上学到东西。他们面对疾病时展现出的勇气，他们给予医生的信任，也是我们长久以来持续努力和探索的底气，以及力量的源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