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生命的微光”2025新年公益演讲近日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韩济生、韩芳、宋连英、路桂军、郝鹏、徐文斌、唐澜、向华、马希达、尚书、谌彪11位医护人员代表讲述了他们的成长经历和职业感悟。本期，我们将其中几位医生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一根管子，能够怎么用
湖南省肿瘤医院院长 向华
我是一名“介入”医生。现在，介入医生常被人夸奖，一双巧手，一根导丝，小通路创造大奇迹。但当年，可不是这么回事儿。
20年前，我刚到湖南省人民医院放射科微创介入中心的时候，介入学科鲜为人知，只能开展少量的心血管介入诊疗。有些患者听到介入二字，就连连摆手，说：一根管子，能够干什么用。
但我们没有放弃，而是越挫越勇，越干越有劲。我们心里知道，介入大有可为。没有基础设备？不怕！我们硬是从口腔科、眼科借了3张病床，打报告申请购买必备仪器，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没有患者？不怕！我们分头行动，到市县医院寻找。我去的湘西，那里虽美，却是“山连着山外山，山叠着十万山”，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为了省钱，我挤着晃晃悠悠、人满为患的公交。车到不了的地方就坐摩托，摩托到不了，就靠两条腿。就这样，一个县挨着一个县，一家医院接着一家医院地宣传推广，整整两个月，风餐露宿，不停奔波。
遇上有意向的患者，我就立刻从兜里掏出提前准备好的宣传资料，耐心讲解介入治疗是怎么回事。有时候，为了让他们彻底放心，我还现场打电话给之前康复的患者，请他们听听“过来人”的亲身经历。只要能换来多一个人对介入治疗的认可，这一路的辛苦，就值了。只盼着这根细细的管子，能早日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为更多老百姓带去希望。
就这样，我们一步一个脚印，放射科微创介入中心从3名医生起家到152人的团队，从当时仅能治疗非常有限的疾病，到现在能治疗各种血管性疾病，肝癌、肺癌、胆管癌、胰腺癌等中晚期肿瘤。这样的坚持，让我们的全部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部分技术达到国际水平，填补了多项空白，在湖南省“孵化”了一支上千人的专业队伍。
现在，我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十几年前的书法作品，它的作者是老蔡，一名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的退休职工。2004年，老蔡患上肝癌，长在肝门的肿瘤有5厘米大，他跑了全国多家医院，都被告知已无手术机会，绝望之下，老蔡来到我们医院。
对于老蔡的肝癌治疗，我正好有一本“独门秘籍”。对比传统技术，这种介入治疗能使肝癌患者两年存活率提高一倍。
2004—2014年，10年，我与老蔡成为好朋友。
2015年，老蔡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病危时，他的身体极其虚弱，上不了飞机，却执意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回到湖南，只为了再看我一眼。在病床上，他紧紧握着我的手，平静地离开人世。
老蔡的离世让我感触颇深。我开始思索医患关系中最为核心的一点：信任，我该如何给予患者最大的信任？该如何赢得患者的信任？
2023年9月11日7时28分，14岁的学生小鹰从7楼一跃而下，头部、胸部、腹部、脊柱、四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CT显示，他颅内出血，双肺气胸，肝脏、脾脏破裂，腹腔内大量积血，脊柱多处爆裂骨折，双下肢多处粉碎性骨折，人已经休克，必须马上救治。这个孩子是休克状态，血压低，麻醉诱导以后会更低，如果上麻醉，这孩子只怕“在劫难逃”。经过激烈讨论，大家最终决定采取创伤小的介入止血治疗方案。通过紧急手术，血止住了，血压平稳了，孩子的命终于保住了！但我们的救治远远还没有结束。接下来，我们要解决保肢体、保器官、保功能、保生活质量的问题。
家属的情绪已经陷入极度混乱，崩溃的哭声在我耳边响作一团。此时，作为医生，肩负起关键责任，我强迫自己抛弃杂念，快速冷静，客观决策，但又不停地在心里默默叩问：如果此刻躺在病床上的是自家孩子，我该如何抉择？最终因为我们及时手术，孩子恢复得还算不错。
事实上，在救治患者时，我会一遍遍问自己：如果这是我的孩子、父母、爱人、朋友，该怎么救？在这反复的叩问里，我将那份对待亲人的炽热真心，毫无保留地倾注于每一位前来就医的患者身上。
如果你要问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片真心，我想，那一定是感谢国家让我走出大山，有书可读的初心；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初心；是爱浓于血，要做一个把患者疾苦装在心里的好医生的初心。
从手中有刀走向心中无刀
大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形外科 马希达
我是一名整形外科医生。别人听到我的职业，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应该如何变得更美？”其实，我已经花了20年时间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刚入行的时候，整形美容专业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爆。我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帮别人变得更美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在当时的我看来，这也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记得我在外科轮转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位30岁出头的女士，淋巴癌复发，来医院做淋巴结活检。手术是局麻，进行中我跟这位女士聊天，她听说我是整形外科医生，就开始不断地问我：“我手术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吃海鲜了呀？我会不会留疤啊？”她老公就在一旁坐着，一句话也不说。
我就跟她说：“没问题的呀，我们整形外科医生会先把你的浅筋膜层以及真皮层游离减张出来，在浅筋膜层的反折处进行缝合，然后缝合真皮，这时候，你的表皮其实已经严丝合缝了。我只需要再拿最细的线，比你头发丝还要细的线，将你的表皮轻轻一带，就完事了。如果术后恢复好，你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的。”女士听完以后特别开心。但是她坐在一旁的老公却哭了。我没有问，也没有再说话。
那天我缝得真的很棒，姑娘也是真的很配合，按照这种情况，她的术后伤口愈合会非常好。但是那时，这位女士的淋巴癌已经全身转移了，她可能根本就等不到瘢痕愈合的那天。她老公知道，其实她自己也知道。
我们怀着各自的目标进入了这行，然后发现，其实我们面对的患者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我刚入行的时候，没有自己的风格，经常是有人拿着一张明星的照片过来，说：“我想整成这样。”我评估了一下自己的能力，然后便做。10年前，我就遇到了一位来自南方的姑娘，飞了1000多公里，来到大连找我做眼部整形手术。那会，正好是流行“韩式双眼皮”的年代，姑娘的手术效果非常好，回去以后，她天天给我发照片，分享着焕然一新的喜悦。那会的我空前膨胀。
3年之后，我再次见到了这位姑娘。这时候已经开始流行网红风，她跟我说，她想把双眼皮改得宽一点，就像那些网红一样。我觉得哪里有点问题，但是又没多说些什么，再次答应了她的请求。此时风险出现了，无论一个人的眼睛有多大，它的眼睑结构都是相对固定的，只要是手术就会造成创伤和瘢痕，反复多次的手术，便会不断地放大这些问题，让眼睛变得越来越不自然。这次手术之后，她后悔了，并且对于自然感的执念也达到了顶峰。的确，她变得和网红照片上一模一样了，但是从此她只能够活在镜头和美颜相机的后面了。爱美之心吞噬了她，也吞噬了我。
从那以后，我转变了自己对美容外科的手术理念。是的，我还有机会弥补被审美风潮快速变换“划伤”的男孩女孩们。以前的我总是嫌手术不够多，现在的我，却开始不断地拒绝求美者的请求。我对她们说：“你已经很美了，稍微改变一下心态和生活，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何必非得借助我手里的这把刀呢？”
诚然，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的权利。15年前那个明知自己时日无多，却依然要求体面活着的女孩；20年前那个一心想要飞得更高更远的我，又何尝不是在走着各自的求美之路呢？
对于什么是美，可能每个年代都有不同的答案，整形外科医生说了不算。但是对于什么是健康，怎样维护和保护健康，却是每一名医务人员都应当回答和勇于回答的问题。20年的时间不长，还不足以让一个医学学科从诞生走向成熟；20年的时间也不短，足够让一名整形外科医生从手中有刀走向心中无刀。
对得起那些牺牲和信任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主任 尚书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在肿瘤科，有个肺癌患者需要做个增强CT，看看癌细胞有没有转移。结果我忘了把造影剂给患者了，这样就相当于患者只是做了一个普通的平扫CT。我慌了，怎么办？家属去缴费的时候，果然发现了问题，一大家子五六个人把我围在了走廊。
“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呢？”“你怎么当医生的？”家属情绪越来越激动。要知道，我当年在学校也算是风云人物，被学弟学妹们看到这场景，特别丢人。我浑身发抖就想谁能救救我，我不当医生了还不行吗！
这时候，老主任听到声音赶了过来，拿过片子看看结果，异常平静地说：“来来来，都先进屋坐下，我们拍这个CT的目的就是看有没有转移，现在都不用增强，这个平扫结果已经明确告诉我们转移了，客观上可能还节省了费用。咱们现在不用再纠结片子的问题，而要商量接下来的治疗方案。”家属听完不但安静下来，还频频点头。
家属临走之前指着我说了一句话，让我有种说不出的难受：“你是搞医的，以后必须严谨。”这句话从此也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后来，我自己也成为主任，开始带年轻医生。有一次，一个女孩带着她妈妈和她姨来做肠镜检查，她说她是我粉丝，排号排了半年。她妈和她姨都没事，她却被发现长了一个有癌变可能的腺瘤。
于是，我当天加了台手术，准备亲自肠镜下给她切除。手术操作实际上是最好的带教学机会，每一个年轻医生都很渴望有机会独立操作。年轻医生在看完病灶后觉得自己没问题，等我进去的时候，手术已经开始做了。可在操作过程中，一不小心做穿孔了。
我立马开始补救，虽然缝合上了，但之前的渗漏还是让这个女孩整整比别人多遭了一周的罪才出院。而我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像以前我的老主任一样，为了保护那位年轻医生，我们科室的所有人都选择了隐瞒。
女孩一直以为这个手术就是我做的，很纳闷：“不是说尚书主任手艺好，一点都不疼吗，为什么我会这么疼呢？”但即便是这样，她也依然选择相信我。后来她因为甲状腺手术，又来找我。我也亲自帮她安排，一来二去，我俩成了好朋友。每一次面对她，她越阳光，越真诚，就显得我越“卑鄙”，越“懦弱”。
今年我陪她去墓地见了一位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的姨夫。在姨夫的墓碑前，她跟我讲了她从求学，到上北京闯荡，又在盘锦经商到现在一路走来的故事。这一路上，她的姨夫就像她人生的领航者，即便到了病重末期，还在教她很多朴素又实用道理，告诉她无论多艰难也要用心、真诚。
那一刻，我看着眼前这个认清生活真相，但依然相信着这个世界的女孩，突然有了勇气。于是，我告诉了她真相，出乎我意料的是，她非常平静，甚至笑着打圆场：“我就说尚书主任手艺怎么会这样呢！”
当我以为我终于能放下内心包袱的时候，第二天，我却收到了她的消息：“如果你对我一开始就是欺骗，那么后来的种种是不是也是欺骗？”这句话就像拷问，炙热又尖锐。她说：“我能够理解你当主任要有担当，要教学生，但是我希望你要保护的这个医生，他能继承你的医德和医术。如果他能成为一名好医生，那我这次疼痛就值得。”
那一天，我思考了很久，想到了很多年前我刚迈入大学校门时，老师讲过的一个故事。
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所国外大学，一个7岁的孩子正在接受心脏手术，那时候心脏外科刚刚兴起。手术中，这名医生不小心误伤了心脏壁，鲜血喷涌而出。上级医生急忙上台抢救，但孩子依然不幸死亡。这位年轻医生悔恨不已一度要放弃从医。上级医生问他：“你在这件事中学到了什么？”他回答：“我应该用手指压迫止血，再做后续处理。”上级医生说：“很好，这就够了。明天的手术依然由你来主刀。”这位年轻医生就是后来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的巴纳德医生。
老师讲完这个故事后说：“医学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无数的伤痛和牺牲。医学的进步，从来不是孤立的技术突破，而是患者和我们一起走过的关于生命和信任的路。医学的道路上，没有完美的医生，但是我们要对得起这些牺牲和信任。”
多年后，命运的回旋镖飞了回来，我突然悟了。医患之间，不能只是遮遮掩掩。医生以为患者知道真相会打闹状告，但所有的患者真正气愤的，是医生对生命的漠视和无动于衷；他们可以接受生命的无常，但更在意的是，他们的意外和无常有没有换来医生对于生命的敬畏。
可能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医生是患者的光，但其实更多像这位女孩一样的患者，用真诚和信任编织一道道光，让医生的世界，因为你们而光芒万丈！
帮更多人学会爱和表达
大庆油田总医院心理科 谌彪
我曾经说话口吃，甚至很自卑。小时候的我每次必须先跺一下脚，才能说出话，再配上我这么猛的名字，别人都吓跑了。哪怕我特别想参与大家的活动，我也不敢说。妈妈成了跟我说话最多的人。她总说：“儿啊，今天又有进步，咱就像一辆车，挂挡是费劲，那可以练啊，多说，多唠。但是声音好听啊，这练不了。”
我信了，可是后来老师不干了，跟我妈妈说：“那也不能就上我课唠啊，谌彪妈妈，你儿子，上课比我话多啊。”回家后，我妈却告诉我，老师表扬我了，说我口才越来越好，就是别上课可着一个人“霍霍”，说我天赋异禀，需要更大的舞台展示，鼓励我参加讲故事比赛、辩论比赛、演讲比赛。那时，我甚至有一刹那感觉自己像公众人物，自带无影灯，走到哪儿都放光芒。
在妈妈的持续鼓励和赞扬下，从获安慰奖到获三等奖、二等奖，最后获一等奖，那个口吃的小孩现在成为心理医生，还登上了今天的演讲舞台。
当我面临第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时，我好迷茫，我妈这个时候又开始忽悠我了：儿啊，学医，当医生好，当医生不得病。我又信了。后来才发现，医生可不轻松，每天提笔写忧愁，嘴里说的是温柔，不分白天与黑夜，吃了上顿没下顿。我还是习惯性地跟妈妈抱怨，直到一次她要做手术，要我签字，我才发现，她病历里记录着她得过基底细胞癌、甲状腺癌、各种增生、结节……但她都没告诉我。
我立刻飞回她身边，看着厚厚的签字单，我拿着笔的手都在颤抖，那一刻，我意识到，我该回到她身边了，她把我送得很远，希望我飞得更高，但是我也该飞回她身边，把家乡建设得更美。
来到大庆油田总院心理科工作，我见到太多母亲跟孩子水火不容。一个小女孩曾对我说：“叔叔，我知道她是为我好，但我就是害怕，怕她吼我，怕考不好，怕对不起她，我拿着手机是因为手机能让我开心。他们跟我生气，我过一会儿就会忘记，然后去哄他们开心，可是他们要生很久气，还说我心咋这么大……我现在总担心是不是哪句话说得不对了，事儿做得不好了，让别人不高兴了，我只关注别人的脸色。我好累啊，叔叔，救救我，我不是不想学，我是学不进去啊。我也不想拿刀割自己，我也想好好活啊。”
我把自己的经历和这些故事拍成近千部科普视频，哪怕有一个家长看到了我的视频，哪怕只学了一点，那都是有意义的。请大家看我手中这张纸，你们，你们看到了什么？有的人说看到了黑点，那为什么没看到这张白纸呢？孩子有那么多优点，可我们只关注那黑点。去夸夸他们吧，真正的爱是要让孩子也能感受到的，而不是家长觉得的爱。
来到大庆油田总院之前，一个前辈问我，心理科收入不高，怎么不去大科室，我说：因为我当了父亲，我爱我的女儿和儿子，我的患者也是父母，也是孩子，他们也爱彼此，只是不会表达，总要有人去帮助他们。
来这里演讲之前，在火车上，我给妈妈发了一条微信：谢谢您，您曾是我的光，现在我也有机会成为别人的光，而未来，他们也会给更多人带去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