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真真
人物小传：
唐福林，1941年12月生，江苏省江阴市人，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教授。曾任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第五任主任委员，《中华风湿病学杂志》副主编等。
唐福林从事内科学和风湿免疫病学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五十余年，尤其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脊柱关节炎、炎性肌病、系统性硬化症和系统性血管炎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诊治经验。他率先在国内开展可溶性核抗原(ENA)的研制并将其应用于临床，牵头研制的抗ENA抗体的免疫双扩散法是我国自身免疫病诊断的经典方法；在国内首先开展抗组蛋白抗体的免疫酶联吸附法（ELISA检法），为推动我国药物性狼疮研究打下基础；1989年在国内首先倡导成立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病友会，指导患者康复治疗。
唐福林参与《临床风湿病学》《现代内科学》《中华内科学》等书籍的编写，承担的“抗核抗体谱的研究与推广”和“干燥综合征的研究”分获1988年卫生部科技成果奖二等奖和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20世纪80年代，多位专家在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实验室讨论工作。左起为董怡、张乃峥、蒋明、唐福林。
笔者：1968年，您从原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后曾远赴贵州农村行医。早年间，您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是怎样的？
唐福林：1959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恢复招生，我是第二届入学的学生。大学前3年，我们在北京大学生物系上医预班，之后回到协和医大学习医学课程。
协和医大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但也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优越的学习条件。比如解剖课，在那个时代，我们6名学生可以配备一名“大体老师”，三人一组，一个念讲义、一个主刀、一个做记录。
1968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贵州一个兵工厂的卫生站工作。我经常背着药箱到各个车间去看病人，厂子很大，来回一趟恨不得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那时，一个卫生站只有一名医务人员，我就又当医生、又当护士。卫生站只有一个房间，中间拉一个帘子，外面看病，里边就是我的宿舍。
虽然条件艰苦，但从北京到贵州，我丝毫没有不甘心的感觉。因为尽管在大学接受了系统的教育，但我毕竟没有在实践中摸爬滚打过。在贵州，我这“一个人的卫生站”里病人很多，看病的门道都需要自己去练、去学。而且随着发展，工厂里办起了医院，病房有了、检查设备有了、床位多了，医生数量逐渐增加到了六七十人，放射科、耳鼻喉科、妇产科、儿科等慢慢发展起来，医院也有能力开展手术了。
1978年，协和医大的章央芬教务长给我写信，希望我能继续考研究生，并且回到协和医院工作。章老师为人特别真诚、善良，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也听从了老师的意见，通过研究生考试后回到了协和医院。
笔者：1980年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建科时，您正在读研究生。您在此期间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
唐福林：我的研究生导师是张乃峥教授，他是我国最早开展风湿免疫病研究的专家之一。当时，国内对风湿免疫病的认识几乎一片空白，好多病人被误诊、漏诊。1980年，北京协和医院在张乃峥教授的带领下成立了风湿免疫科，董怡教授、蒋明教授也加入进来。此后，上海、广东等地医院也先后开设风湿免疫科，学科慢慢发展，越来越多的病人得到了诊断和救治。
作为张乃峥教授的第一名研究生，我在他的指导下开始学习自身抗体的检测，我们白手起家，研究探索了可溶性核抗原（ENA）的提取方法，以及抗SSA抗体、抗SSB抗体等的检测方法。因为没有先例，我们只能看书、查文献，一点点摸索着做。
检测抗Sm抗体等需要进行抽血化验。实验刚开始是在小鼠身上做，后来用兔子，最后要在人身上进行试验，我就抽自己的血来做研究。就这样，我不分白天黑夜地钻在实验室里，可也不觉得有多累，每做出一个阳性结果就会特别高兴。那时，国外的相关试剂已经商品化了，但我们拿不到样品，必须自力更生。好在，我们在有限条件下很努力地研究出了成果。
笔者：您曾两次出国进修，其间您开展了哪些工作、有哪些收获？
唐福林：张乃峥教授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他希望培养更多、更好的医生。送我出国，就是希望我把国外先进的方法学会、带回来。我先后前往美国斯克利普斯诊所和南加州大学医学院学习自身抗体检测研究。在美国的实验室，我一直是最刻苦的那一个。我认为，做科研就得踏踏实实，绝不能弄虚作假。
要回国时，美国的老师觉得很奇怪，问为什么美国条件这么好我还要离开。我想，自己首先要对得起国家和协和前辈们对我的培养；另外，我苦日子也过习惯了，不贪图安逸，且我打心眼里还是最喜欢做医生，治好病人对我而言是比什么都高兴的事。
笔者：因为经常加班看诊，您是出了名“胃小膀胱大的拖班大夫”。1989年，您倡导成立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病友会。请您讲一讲从医多年，您和患者间发生的难忘的故事。
唐福林：记得有个十几岁的男孩，来到医院急诊时全身皮肤都烂了，脚趾、手指都是黑的，疼得直叫。开始时，大家根本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后来几经检查、讨论，等到病理结果出来后，我们才发现他患上的是结节性多动脉炎。据此，我们为他制定了一套独特的治疗方案。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手术和后续治疗，这个男孩最终顺利出院了。与此同时，我们还向全社会呼吁募捐，为这个孩子募集到了治疗费用。
协和的传统就是，遇到搞不清楚的病例就非要研究透不可。能从疑难病例中分析原因、积累经验，临床处置的水平和能力就提升了。
我觉得，好医生不只是会开药、开 刀，还会减轻病人的心理负担，且我认为这应该是摆在工作第一位的。20世纪80年代，风湿免疫科的医生有限，但病人特别多，常常挂不上号。这种情况下，病人需要帮助、需要了解疾病时怎么办？我就成立了病友会，每个月为病友讲课，也鼓励他们相互交流病情。
因为病人多，所以我那时招进修生的要求就是“胃小膀胱大”。我出门诊通常会从上午八时延续到下午二三时，这期间常常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去不了厕所。时间久了自己也不是不难受，但一想到病人实在辛苦，就将心比心，尽量让自己多忍一忍，多看几个病人，等想起要去厕所的时候已经没有感觉了。
笔者：作为医院的学科带头人、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会的主委，您是怎样推动和促进我国风湿免疫病学科发展的？回顾从医生涯，最让您有成就感的事是什么？
唐福林：要把事业放在第一位，不断培育、磨炼后辈人才。以前，风湿免疫病学科比较小众，容易被人忽视。在张乃峥教授、董怡教授的带领下，行业同仁们通过学术交流，推进基层在风湿免疫病领域的学科建设，以学会为平台团结同道，专业的发展也越来越有生机。
用自己的技术治好病人，用自己的知识帮助大家，对医生来说，这就是最有成就感的事。身为医生，首先要善良、有同情心。哪怕身边有人摔倒，也应该下意识地去关心他。我始终记得在学校时听过的一句话：“医生是人类生命的花匠。”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努力向上、好好工作，为了病人去奋斗，而不是为了钱去奋斗。
（作者单位/供图：北京协和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