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钟守先，1934年2月生，浙江绍兴人。1952—1954年就读于南开大学生物系，1960年毕业于苏联哈尔科夫医学院医疗系，回国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就职，曾任医院基本外科主任、外科学系主任。
钟守先善于处置腹部外科疑难杂症及术后严重并发症，在肝胆胰外科方面造诣尤深。他在国内率先开展经皮肝胆管穿刺造影（PTC）和经皮肝穿刺胆道置管引流术（PTBD）；在胰头癌治疗方面，他提出扩大胰十二指肠切除术（Whipple手术）的必要性并确定其切除范围，降低了Whipple手术病人死亡率；在国内首先应用保留幽门的Whipple术式；72岁创建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
钟守先主编国内首本胰腺外科专著，参与《现代胃肠病学》《临床胰腺病学》《腹部急诊学》等十余部专著的编写工作，2023年获第二十三届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特殊贡献奖。
□ 叶晓林
笔者：您早年的生活、学习曾辗转多地，请您简要回顾一下那段经历。
钟守先：我在上海出生，并在那里念完了小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家所在的租界区沦陷，生活陷入困难，母亲就带着我们逃难回到绍兴。1952年，我高中毕业的假期里，母亲病得很重，要做子宫全切手术，负责手术的是浙江省立绍兴医院院长钱康龄。子宫全切手术在当时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手术后，看着母亲从手术室被抬出来，我开始意识到医生这个职业的伟大。
母亲术后第5天，我离开家来到南开大学生物系学习。生物系和医学预科系挨得很近，学生一块上课，基础课的内容也都一样。之后，我经学校推荐到苏联留学，转到医学专业。那期间，国家对我们照顾得特别好，单生活用品就准备了两大箱。因此，我也更加努力，不愿辜负国家的殷殷期望。从哈尔科夫医学院毕业之后，我回到祖国，被分配到了协和医院外科。
笔者：您刚进入协和医院的那几年有怎样的感触？
钟守先：第一次来到协和，我感觉这里就像宫殿一样，灰墙、绿瓦，走在当中生怕迷了路。我的导师是曾宪九主任。记得初次见面时，他对我说：“我们特别需要你这样的归国留学生，你是我们的新鲜血液，欢迎欢迎！”
刚开始工作时，因为我习惯用俄语理解、学习，所以写病历、做手术记录时遇到很多困难。特别是用药，我国基本用成药，但我在医学院时是按配方制用药。不过，1年以后我就逐渐自如了。
在协和医院做总住院医师的经历对医生的成长非常有帮助。我那时担任外科总住院医师，需要协调外科所有急诊，负责全科床位的调配。更重要的是，总住院医师还直接向科主任负责，是科主任的“眼睛”和“耳朵”，协助他了解病人和床位的情况以及要解决的问题。
做总住院医师时，我和曾主任有了更深的接触。晚上碰到疑难的急诊病例，我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如果不汇报，曾主任还会生气：“这么重的病人，你怎么不叫我？”能够接触高级别的专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请教，这是做总住院医师最大的收获。
笔者：您和众多专家前辈为降低胰腺手术病人死亡率做了许多工作，当时面临的主要困难有哪些？此后，您又是如何提升胰腺癌治疗效果的？这些历程带给您哪些思考？
钟守先：1977年夏天，曾主任提出要建立胰腺病协作组，成员除了外科专家，还包括内科的张孝骞、陈敏章、陆星华，放射科的张铁梁，病理科的刘彤华等教授。一有疑难病例，我们就集中起来看片子讨论，制定治疗方案，尽早将病人收入病房。针对疾病建立协作组，协和医院在全国带了个头。
20世纪70年代末，曾主任决定在协和成立胰腺外科病房，把病人集中起来，由有经验的医生来做手术，保障手术和治疗的质量。当时，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病人死亡率很高，将近25%，我们决心把死亡率降下来。曾主任对我们的要求是：“胰腺手术不许死人。”我们认真分析了胰腺手术病人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一是术前准备方面，病人如果黄疸程度高，状态很差，就很难经得起这么大的手术；二是胰腺手术并发症太多，手术做得不够细致就容易造成胰瘘和术后大出血，胰瘘的胰液和胆液、肠液混合在一起，腐蚀性很强。
要降低胰腺手术病人死亡率，术前准备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要判断病人黄疸的程度，降低黄疸水平。因此，我在国内首先开展了经皮穿刺胆道置管引流术，把胆液引出来，让黄疸消退。那时条件简陋，我只能找来麻醉穿刺针头，将输液瓶的管子在煤油灯上拉长、拉细，再用这个管子做引流。但这种导管比较硬，也不光滑。
之后，我联系了上海一家注射器厂，请他们做出了更好的引流管，定价8元一根。开展PTCD以后，梗阻性黄疸的诊断准确率明显提高了，我们就相关内容在国内开办学习班，很快将技术推广开来。
在着力解决一系列问题后，1985年，我们取得了连续51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无相关死亡事件的成绩，而当时世界最高纪录是连续56例。
作为医生，在临床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现阶段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时我们就需要带着科研的眼光去探索、钻研。科研时也不能闭门造车，要和企业、科研院所多合作，真正将技术应用到临床中来。
在减少了手术死亡率后，如何提高胰头癌病人术后五年生存率就成了摆在眼前最大的难题。我们提出要扩大胰头癌切除的范围，提高手术切除率。要做到这点，有时手术团队需要在术中将患者门静脉分出来或切掉一部分，特别是胰头钩突处，一定要做得干净；此外，淋巴结也要仔细清扫。
2005年，我就相关技术发表了文章《论胰头癌的根治术》，希望将胰腺癌手术的开展规范化，为在临床制定统一标准打基础。
有人说，外科手术刀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认为，它至少应该达到“肉眼干净”。当下，医生不仅需关注手术本身，还要思考术后应如何利用综合治疗手段提升手术治疗效果、提高病人五年生存率。这些是当下胰腺癌治疗的一大难题，而这个难题就留给我们今天的同仁们。
笔者：在您五十余载的从医生涯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病例？手术台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钟守先：在协和医院要处理很多疑难病例，医生很多时候都要救急。一个好的外科医生要善于解决各种难题，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全盘考虑，让病人“上得了台，也要下得了台”。
记得有名病人要做胰腺癌手术，肿瘤已经侵犯了门静脉。如果进行手术切除时，门静脉断了且连接不上，那病人就下不了手术台了。当时，我被叫去帮助解决。手术中，我将门静脉断掉的根部静脉游离出来，将肿瘤推开切掉，把静脉接到下腔去，进行门腔静脉吻合。最后手术成功，肠道也不会坏死。
手术台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地方，这里像一个“战场”。主刀医生就像“司令”，一上手术台，所有的问题都由他负责。每个外科医生都有自己在手术台上的作风。比如曾主任，他在手术台上从来不骂人，出任何问题都能冷静处理。因为，如果主刀医生急躁、不安，那么整个手术流程就乱了。此外，手术不仅要做得规范，还要做得像“艺术品”，漂漂亮亮的。因此，医生要“学无止境”，不断精益求精。
笔者：在您看来，一代代医者传承对您有怎样的影响？在这样的影响下，您对好医生的定义是怎样的？
钟守先：传承是一种氛围。曾宪九、费立民、吴蔚然、吴阶平这些前辈们做工作都非常细致。跟着他们查房、讨论，每个人都要发言。他们并不急于要你作诊断，而是要看你的分析中逻辑和思路对不对。有时，即便得出的结论不对，但你分析得有条有理，前辈们也会给予肯定。这也让我更深地领悟到，要用这种认真的方式对待病人，才能不误诊、不漏诊。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言传身教中自然而然地形成好习惯，一代一代接续下去。
做医生要有善心，要同情病人、爱护病人；要求精，努力学习、跟上时代；要勇敢，勇于承担责任；要细心，全面地了解病人的病情后再作出判断、制定手术方案；要善于创新，明确医学上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并学会研究，这样才能成为最好的医生。
（供图/作者单位：北京协和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