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朴炳奎，朝鲜族，1937年生于吉林省梅河口市。首届全国名中医、首都国医名师，曾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肿瘤科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利用扶正培本法治疗肿瘤的临床与试验研究。带领团队自主研制治疗肺癌的国家Ⅲ类新药益肺清化膏、益肺清化颗粒，以及院内制剂肺瘤平膏等，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与经济效益；主持“七五”“八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证实益气养阴、清热解毒制剂（肺瘤平系列）具有抗肿瘤、抗转移作用，相关成果获199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研究证实益肺清化膏有预防肺癌术后复发与转移的趋势；证实单纯中药（益肺清化颗粒）可以明显提升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生存质量，配合放化疗可明显延长患者的中位生存期。

  朴炳奎曾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传统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先后出版《建国40年中医科技成就》《中医诊疗常规》等学术论著10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郑红刚 尹璐 樊瑷晗 高学成

  笔者：您儿时的成长经历比较特殊，且您是学西医出身，为什么之后会开始从事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和研究工作？

  朴炳奎：早年，我的祖父从朝鲜庆尚南道辗转来到我国吉林省梅河口市的农村。儿时，家乡处在日军占领时期，我们生活很艰苦，村里的医疗条件很差。很多村民得了麻疹、肺炎，得不到有效医治，延误了病情，有的悲惨离世，其中就包括我的弟妹。眼见家人遭此不幸，我深感“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因此萌生从医之念。

  由于家乡所处地理位置特殊，我和家人的身份也不断转换，曾先后被称为“韩国人”“日本人”“朝鲜人”。1947年，我小学毕业，我们的村子解放了，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新中国成立后，我终于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可以挺直腰板了。

  1954年9月—1959年7月，我在大连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就读，之后被分配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并参加了原卫生部第三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黄帝内经》《伤寒论》《温病条辨》等中医经典古籍，初步掌握了中医理论，打下了临床实践基础，从此与中医结缘。

  1971年，广安门医院建立内科病区，我被调入参与病区筹建，主要从事以治疗糖尿病为主的内科工作。在这期间，我追随院内的多名老中医研习中医经典名著，开展临床实践，并亲身感受到中医药治疗的有效性。

  记得有一位患者患慢性痢疾，先后服用抗生素和黄连素等治疗，都出现停药后病情复发的情况，患者腹泻并伴有呕吐，非常痛苦。我们进一步分析后认识到，该病为本虚标实之证，此前一味使用清热解毒之剂只是治标，日久反而进一步伤正，应当以扶正固本为主。受此启发，我们嘱患者停用抗生素，改服中成药附子理中丸三月，患者果然治愈。

  在广安门医院针灸科和内科16年的工作经历不但丰富了我的阅历，更进一步坚定了我从事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决心和底气。

  笔者：您是怎样一步步形成利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肿瘤的理念的？

  朴炳奎：1975年，我加入中医肿瘤学专家余桂清教授的团队，参加到广安门医院创建中西医结合肿瘤科的工作中。

  决心从事肿瘤科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肿瘤患者将很多活下来的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但局限于当时医疗界对于肿瘤的认识和经验，临床上会有许多漏诊、误诊的情况。

  早年我在内科工作时，曾遇过一位有胸腔积液的患者。按照正常的程序，需要先为他抽取积液。但抽出一看，积液是血性的，这在当时显然是一个超出预期的病例。如果是现在，我会很快考虑这是癌症引起的，但当时还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只是单纯考虑怎么解决积液的问题。在经验有限，诊断方式极为匮乏的情况下，肿瘤诊治的开展十分困难，癌症患者也非常痛苦。

  来到肿瘤科后不久，我有幸到当时的日坛医院（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进修1年，比较系统地掌握了肿瘤学知识。此后又公派留学去日本进修2年，主要在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学习肺癌的诊断和相关临床知识，包括支气管镜及造影技术等。

  在日本进修期间，看到中医诊疗在当地已然蓬勃开展，但他们很少使用汤药，主要是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里的方子变成成药治疗肿瘤，影响很大，大量出口。

  我在日本的导师也常请我去给他们的医生、药师讲授中医知识，我每周日都为他们讲一讲中医的辨证论治和中药相关理论，他们很感兴趣。此后，我又先后去韩国、东南亚国家、欧美国家访学，深知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的事实，认为应当取长补短，不能护短忌长。

  笔者：您非常重视癌症患者的综合诊治。在这方面，您有哪些主张？

  朴炳奎：问诊中，我不仅重视中医的四诊八纲，还主张对患者的化验单、影像学资料及报告等逐一仔细查阅，并将异常及变化情况写在病历本上，这个习惯我延续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我也常告诫学生，看病一定要仔细了解检验结果，切忌“不检查”，尤其“不复查”。

  在一般患者看来，中医大夫看病就是把脉、望舌，再顺便问一些症状，方子就出来了，实际不然。对癌症患者的问诊包含着“望”“闻”“问”“切”，对那些在外院和本院的检查详细询问，就是间接的“望”“闻”“切”，特别是一些现代检测手段，可以视为中医“四诊”的延伸。例如，胃镜、支气管镜可视为“望”诊的延伸，听诊器可以视为“闻”诊的有效延伸。

  在诊疗中，癌症患者常问：“我的脉怎样，癌症没有复发吧？”我常对患者讲，脉象能反映出正气虚实的某一面或其他一些征象，但绝对不能判定你身上长没长癌瘤。对此，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跨进这个误区，长期不复查，一旦延误治疗就追悔莫及了。且复查时，最好是在原来曾治疗过的医院和医生处，千万不要迷信那些所谓的“特异功能”。

  此外，在肿瘤治疗中，相当一部分的中医治疗是与手术、放疗、化疗相结合的辅助性治疗。但有些时候，或是由于患者过分地信任医生，或是因为医生过于“自信”，医患双方可能忘记了其他治疗或拒绝接受其他治疗，这就有可能丢失最佳的治疗机会。其实我们都应该明白，肿瘤的治疗最需要综合治疗，肿瘤学最重视综合治疗。

  笔者：在癌症治疗过程中，您的主导思想是扶正培本。在您几十年的从医生涯中，这一思想和方法是如何贯彻的？您认为中医药在应对癌症方面有何独到之处？

  朴炳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食管癌高发区的诊疗和研究中，广安门医院姜廷良、余桂清两位教授以扶正中药六味地黄丸防治食管重度增生、研制健脾益肾方及猪苓多糖注射治疗晚期肺癌的研究，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孙燕教授观察黄芪对巨噬细胞功能的影响和对环磷酸腺苷影响的相关研究，使我深刻认识到中医扶正培本在肿瘤治疗中的重要地位。从此，我便致力于从事以扶正培本为基础，以活血化瘀、清热解毒相配合进行研究并开发中药新药来治疗肿瘤的工作。其间，无论是广安门医院还是国家都为我提供了很多支持帮助。

  我至今仍工作在临床一线，目前每周2次门诊。对于肺癌、胃癌、肠癌等恶性肿瘤，我说一点自己的临床体会。

  我认为，扶正培本的核心内容是“和其不和”。肿瘤的中医病机根本是“脏腑失和”，治疗目的是“阴阳平和”或“人瘤共存”。治疗手段要做到“和而不同”，具体而言即未病先防，扶正养生；将病早治，扶正防转；既病防变，扶正减毒；病后调摄，扶正防复。组方法度要“以和为贵”，和调脾胃；护正气，和法缓治；制小方，和缓为宜。

  我常对患者讲，如果某个药吃了不舒服，尤其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现象，千万不要一味坚持，应停药观察或者更改处方。有些患者认为腹泻可以祛邪，把癌症消下去，这其实是个误解。但与此同时，上面出现的现象不是中医药本身有问题导致的，而是这剂中药不能合理治疗某种疾病，我们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依我个人经验，中医药治疗肿瘤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坚持中西医结合，在明确诊断的基础上，选择适用于某位患者的治疗手段；二是遵循中医传统理论的指导，四诊八纲、辨证论治、遣方用药；三是在接受中医治疗的过程中必须定期复查，了解病情，调整治疗方案。

  我认为，在我国由于有了中医药治疗，肿瘤患者受益不少。如手术后的肺癌患者服用中药可加快康复，接受化疗或放疗的肺癌患者服用中药减轻了治疗的毒副反应，有的还提升了治疗效果。在化疗、放疗间歇期或结束后，长期服用中药的患者提高了免疫功能，提升了生活质量。对有些不宜手术、放化疗的晚期癌症患者，中药治疗可改善他们的症状，一定程度上延长生命。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癌症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细胞学、基因、代谢等领域的不断突破，人类对于癌症的认识始终是在不断进步的。同样，中医尚有更多有价值的诊疗技术和治疗手段有待被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