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起步和发展离不开一代代肿瘤防治战线前辈的开拓前行。近日，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以下简称“肿瘤医院”）组织编写的《奋斗的足迹——纪念中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先驱者》一书出版。本书记述了35位曾在我国肿瘤防治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奠基人、开路者的事迹，展现他们开拓进取、砥砺前行、勇挑时代重任的精神与担当。在肿瘤医院召开的新书分享会上，参与新书编写、与书中人物共同工作过的行业专家及医学后辈抚今追昔，回顾了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来时路，也畅想了未来的新征程。

本报记者 魏婉笛

“老教授是一个专业和学科发展的宝贝”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建院66周年。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张勇介绍，医院编写《奋斗的足迹——纪念中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先驱者》这本书历时7年，书中既有信念坚定、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医学大家，也有不忘初心、成就斐然的医者典范，“他们倾其一生奋战在我国肿瘤防治战线上，每个人都是一座丰碑，他们的精神和事迹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缅怀”。

  书中的故事从20世纪50年代时开启。1956年，我国各种传染病死亡率下降，但癌症死亡率逐渐上升。党中央决定发展癌症防治事业，当时36岁的李冰受命筹建新中国第一所肿瘤专科医院。

  肿瘤医院原党委书记李冰之子孙集宽回忆：“当时，母亲深知人才对抗癌事业的重要性，她积极延聘专家，将五湖四海的人才汇集到一起；组织整理被遗弃的资料，牵头开展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肿瘤死亡回顾调查研究。”李冰领导组织的一系列工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的肿瘤专科医院奠定基础，摸索出癌症预防、阻断、治疗、研究的正确路子。

  肿瘤医院头颈外科曾是“六代同堂”，刘绍严是科室的第六任主任。他曾常对同事们说：“我们是幸福的，有老主任在，科室的氛围特别好，因为年轻人能清楚地看到和学到老一辈肿瘤事业先驱身上最宝贵的精神特质，做事时心里也有了准绳。”

  头颈外科专家哈献文教授创立了我国首个头颈肿瘤外科。哈教授扎实的英语口译、笔译功底给刘绍严留下深刻的印象。当还是一名医学生时，哈献文就在抗日战争中承担翻译工作，也曾奔赴朝鲜战场参与志愿军的医疗救治。在大家印象中，哈教授总是很和气，常怀济世救人的情怀。那时，不少舌癌患者的肿瘤会沿淋巴系统扩散，传统手术强调“哪儿有肿瘤就切哪儿”。但哈教授发现，手术顺序对患者预后有很大影响，从下到上进行手术能在清除肿瘤的同时保留更多器官功能，还可以兼顾美观性。如今，这种观念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

  始终秉持“减轻患者痛苦是医生的责任”理念的还有头颈外科的医学大家屠规益教授。“他是一名当之无愧的‘天才的外科医生’。”刘绍严讲道，屠教授率先使用气管切开术来解决患者分泌物蓄积的问题，设计局限性上颈清扫术，摸索尝试声门上部分切除手术……他一生学习不怠，90多岁时还亲自制作讲座幻灯片，并极其重视对青年医生的培养和爱护。2011年，屠教授将自己的积蓄捐出，设立头颈外科年轻医师出国学习基金，以期提高我国头颈专业医疗科研水平。

  分享会现场，很多医生都是一毕业就来到肿瘤医院，他们的青春岁月是在众多医学大家的言传身教中度过的。肿瘤医院妇科原主任、肿瘤医院辽宁医院副院长吴令英讲述了自己和妇科肿瘤专家刘炽明教授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仅有少数几家医院能治疗妇科恶性肿瘤，且治愈率极低。刘炽明教授师从北京协和医院的林巧稚医生，之后来到肿瘤医院，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白手起家，创建我国第一个具有手术、放疗、化疗多种治疗手段的妇科。很长时间以来，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肿瘤之一，但当时我国对宫颈癌的镭疗开展较少，操作不便，治疗后生存率较低。刘教授带领肿瘤医院妇科总结放疗原则，形成了我国独立体系的腔内放疗方法并将之推广，收获了国内外的好评。

  “那时，我国医疗条件不完备、医用物资有限，很多时候连医用手套都不够用。遇到这种情况，刘主任会将手消毒之后徒手清除患者的子宫颈瘤。”这些场景让吴令英十分动容，“这样的举动在刘主任身上可能司空见惯，但对于我们这些后辈来说影响颇深。现在，如果在我的身上也能看到为患者全心全意着想的品质，那么这些品质是源于老一辈专家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和耳濡目染。”

  “老教授是一个专业和学科发展的宝贝。”肿瘤医院放疗科副主任、廊坊院区副院长易俊林翻阅着新书，感慨万千。

  放射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作医技科室，但我国老一辈专家默默无闻地进行临床实践和研究，让放射医学对临床治疗的支持性作用逐渐凸显，一步步帮助其快速发展，并先后推动创建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中华放射学杂志》等一系列人才队伍建设平台和学科阵地。

  胡郁华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在学术上甘为人梯的幕后英雄。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胡教授就极具前瞻性地积极倡导综合治疗肿瘤的原则，推行有计划的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治疗方法，呼吁对收治的每位肿瘤患者都在治疗前给予多学科联合会诊，为我国肿瘤综合治疗事业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易俊林提起一个细节：“胡教授英文好，早年肿瘤医院放射科人员往国外期刊投稿基本都要经他无偿翻译。退休后，这几乎成了他的一项工作。”如今，在网络上搜索胡郁华的名字可能所获寥寥，但他永远含笑的眼中溢满的慈爱和乐观以及孩童般的天真和快乐，也将一直珍藏在大家心中。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奋斗的足迹》这本书就像一本凝结了的历史，翻开书页，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一章章、一幕幕徐徐展开、尽显眼前，渗透着众多前辈的情怀和心血。

  翻阅书中老先生们的生平故事，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主治医师孔祥溢也忆起我国颅脑肿瘤、颅脑外伤、脑血管病专家任祖渊教授对自己的教诲。任祖渊教授历来将医生和患者视作共同对抗疾病的战友，不只致力于为患者解除病痛，还认真倾听他们的恐惧和心声，回应他们的诉求。在门诊初见患者时，为了不让他们感到无助，他会亲切地攥住他们的手。“任老满足了我对好医生的所有幻想。”孔祥溢说。

  孔祥溢回忆，几年前他准备从神经外科转至乳腺外科时，任教授对他说：“小孔，虽然乳腺的手术没有开颅手术那么凶险，但你清扫腋窝时还是必须注意。那个部位血管神经多，一定要谦虚，每台手术都要认真。”听了这话，孔祥溢下定决心，必须要把手术做好、做漂亮，守好外科大夫的看家本领。

  像孔祥溢一样，前辈的一番话可能成为很多人漫长医路上的指引和方向。病理学专家刘复生教授的一句话就让肿瘤医院病理科副主任冯晓莉印象极深：“证据不足，必定受穷。”1958年，刘教授在肿瘤医院建院初始就来到医院工作。当时，我国肿瘤病理研究不成熟，他见证了医院及我国肿瘤病理研究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20世纪50年代，我国食管癌患者死亡数占全世界的一半，其中河南林县又居首位。20世纪60年代，刘教授亲自参与了林县食管癌研究基地创建的全过程，主持了其中与病理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和治疗，树立了“临床—教学—科研”的典范，并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那时，当地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工作状态也很原始。工作中，刘教授发现林县多地的鸡、羊也患食管癌，他便组织研究组收集上万只动物标本。经过对来自不同发病区的动物标本的对比研究后，他们发现林县动物的发病地区与人群居住的发病地区相同，从而证明了林县环境中确有致病因素。因为整天围着鸡群做研究，刘教授也被大家笑称为“鸡大夫”。

  到了晚年，刘教授因年纪的原因对很多事已不太记得了。但即便这样，每次他拄着拐棍到医院都能找到病理科、找到病理会诊室，并不断对年轻人嘱咐着：现在条件这么好，资料这么丰富，一定要多研究、多写东西。“这就是老一辈对一代代医者在精神方面的熏陶和传承。”冯晓莉说。

  对我国肿瘤防治事业先驱最好的纪念，或许就是将他们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作为《奋斗的足迹》主编之一，张勇在分享会上提出：“当下，我们在肿瘤的防治能力上还需不断提升，同时还要积极主动思考，怎样才能更好地回应患者的需求，在肿瘤防治各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张勇特别讲道，要“饮水思源”，仅仅“思”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让事业得到进一步传承发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锚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中国的目标，持续深入推进国家癌症防治行动，扎实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这是时代交予我们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