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是第七个中国医师节，我们推出特别策划“医者拼图”，约请4位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资深专家，请他们讲述对各自职业生涯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以及他们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认识和思考。从他们真情流露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窥见当代医者的仁爱之心，感受到他们精益求精、勇于开拓创新、崇尚人文的精神。
文/本报记者 张昊华 王依依
任杰：有技术，更要有爱和勇气
“刚当医生的时候，总觉得技术是最重要的。后来自己生过病，看了那么多生老病死，才明白医生不只要医病，还要医心。”在第七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甲状腺多学科中心主任、超声科学科带头人任杰回首25年从医生涯，对医生这个职业的认知愈发深刻。
问任杰如何当一名好医生时，任杰说：“需要技术，更需要爱与勇气。”
与甲状腺疾病交手25年，任杰手下的“首例”不少，但任何首次实践都是一次需要勇气的冒险。
2019年夏天，一对夫妇带着6岁的女儿涵涵辗转来到中山三院，任杰手上的射频消融技术成为涵涵父母渺茫的一点希望。
彼时，射频消融用于治疗甲状腺结节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仅有两份加起来不足10页的专家共识向业内进行推广。2017年，任杰从国外学成归来后，已经将这项技术在临床应用了两三年，但涵涵年龄实在太小，国内尚未有在年龄如此之小的孩子身上进行该项治疗的报道。
“所有医院都建议切除，其实按照诊疗指南来讲，也应该首先考虑切除。但对这么小的孩子而言，一旦甲状腺受损，不仅需要终身服药，身高、智力等等能不能正常发育都是问题。”任杰说，如果选择外科手术，涵涵将失去一半以上的甲状腺组织。
在学校，脖颈处像小李子一般大小的肿块给涵涵带来很多苦恼。“我想消灭脖子上的‘小李子’。”涵涵说。
涵涵的甲状腺结节是一个囊实性结节，囊性成分是结节内反复出的血，实性成分是结节内部的分隔，结节的最大直径已经超过4厘米，分隔上血供丰富，很有可能会持续出血，这样结节就会持续增大。通过射频消融技术，可以将引起出血的分隔灭活，从而达到根除结节的目的。
“但实际结果如何，没有人敢打保票。”任杰说，给自己勇气的，是涵涵父母的信任。
“我跟涵涵爸爸谈了很久，跟他说了一切利弊和可能出现的后果。因为他们很信任我，所以我愿意尽力一试。”任杰说。
在麻醉科、儿科、内分泌科、ICU等多学科协助下，小涵涵顺利在全麻状态下接受了超声引导下甲状腺结节射频消融术，2小时内甲状腺结节完全消融。涵涵的甲状腺被完整保留。随访一直进行到涵涵8岁的时候，活泼开朗的涵涵回来了。
消融，是一种在原位灭活肿瘤并达到局部根治的技术，对肿瘤以及患者自身的要求较高，肿瘤大小、位置、回声、囊实性成分和血管供应情况等，均在参考范围之内。
任杰用苹果来打比方：“你可以理解为我们要用一根针插入一颗坏掉的苹果，针发热的时候可以烧死周围坏掉的部分。想要把坏苹果肉清理干净，只能一口一口地咬掉坏了的部分，且每次只能咬一小口。”没烧干净，就会复发；烧得太过，又会破坏正常组织。
“嗓子哑了、眼皮塌了、气管烧穿了、大出血了等等，这些都是术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任杰告诉记者，每一场复杂的手术背后，是外科、ICU等相关团队的预备保障和另一套完整的预案。如果术中情况顺利，神经可以和肿瘤分开，就继续消融；如果情况有变，立刻执行预案。
但对32岁的张强（化名）而言，选择是唯一的。
甲状腺乳头状癌是最常见、恶性程度也最低的甲状腺癌之一，即便复发，及时发现、及时治疗仍有完全治愈的机会。偏偏张强出现了淋巴结转移8毫米，需要手术切除。
然而在中山三院就诊前，张强早年间已做过两次甲状腺癌手术，组织情况不容乐观，外科医生判断，如果第三次动刀，张强有25%以上的概率失去声音。同时，由于肿瘤不摄碘，碘治疗对张强也不再有效。
在该处肿瘤生长速度缓慢的情况下，外科医生建议：不做治疗，继续观察。张强按照每两三个月一次的频率成为任杰诊室的“常客”。
张强向任杰倾诉自己的痛苦：“我明明是有病的，可是就让我等着。”8毫米的肿瘤像颗不定时炸弹摧毁了他的生活，让他陷入抑郁症的漩涡。
任杰惊觉，诊疗指南上简单的一句“颈部转移淋巴结小于8毫米时可以积极观察”，落在患者身上，就是一座山。
射频消融术对良性甲状腺结节是有效的、得到公认的，但对这样的难治性淋巴结转移有用吗？如果手术切除，患者哑掉的概率在25%以上，如果进行消融，哑掉的概率只有6%左右。但谁也不知道消融技术处理后的淋巴结转移会不会复发？任杰把一切如实告诉了张强。
张强坚定地说：“我做。”
“如果这场手术没做好或者复发了，很可能会引发纠纷。即便我没有医疗过失，这件事也势必会影响我以后的职业热情。”任杰说：“可是他太信任我了，我愿意冒险一试。”
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时至今日，张强这第一个淋巴结转移的消融病例已经4年没有复发，各项指标良好，张强重归职场，抑郁症“成为昨天”。
“我会一直保持勇气，尽全力帮助患者，不辜负他们的信任。”任杰说。
张东：再出发，为了更多的突破
截止到2024年8月，张东入职北京医院已两年有余。2022年7月1日，他正式离开了神经外科顶级专业平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离开了他一手建立的金牌团队脑血管病二病区团队，成为北京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这是他又一次出发，为的是寻求更多新的突破。
褪去全国顶级专业学科的光环，脱离了熟悉的环境，对于彼时已年逾5旬的张东来说无疑是一次冒险。作出这样的决定，他有不舍，却没有犹豫。“我一直有股闯劲，喜欢做些开拓性的事。我想试试，没有了平台的光环，自己还能不能行。”张东说，“新的起点、更大的舞台，确实有冒险，但却是理智的冒险、难得的机会。”
这股闯劲或许是张东与生俱来的特质，也是他不断创新突破的“助推器”。天坛医院的第一台脑血管搭桥治疗复杂动脉瘤手术是他做的，眉弓锁孔入路夹闭动脉瘤手术、颈动脉内膜剥脱术都是他开展起来的。张东说：“优秀的外科医生应该有勇闯禁区的胆量，周密的思维，胆大心细，尽一切可能帮助患者。”
从2010年天坛医院脑血管二病区成立起，张东就是带头人。多年的拼搏和努力积攒下良好的口碑。患者住院排队要排半年，病区每年的手术量达到1000多台，团队一点点壮大，烦恼也随之而来。
“我热爱临床工作，也为自己的手术能帮助许多患者而感到很自豪，但我也发现自己的精力不够用了。门诊加号越来越多，手术排得密密麻麻，让我想搞科研、做成果转化的梦想难以实现。”张东说，这是他想要作出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做了100台手术的时候和我做了1000台的时候，功力是大不一样的，是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但是从做1000台到做5000台的这个过程，边际效益递减，技术长进就没有那么大了，需要寻求新的突破。”张东说，“加上现在专业越分越细，想有新的发展非常困难。”
同时，从团队建设与管理的角度看，张东认为，一个人强不是真的强，“要看你带了多少人，成就了多少人”。他的离开可以给后辈更多成长的机会，而到了新的平台，他也能把新的团队带得越来越好。“这无论对患者、对医生、对医院来说都是好事。”张东说，“我的老师赵继宗院士和天坛医院的领导都给予了我大力支持。”
两年多过去，在医院的鼎力支持下，北京医院神经外科在张东的带领下正悄悄发生着变化。很多以前没有开展的技术开展起来了，技术水平已经与国内顶级专科持平；床位数由33张发展到50多张，床位使用率逐渐饱和；接诊患者数量大幅上升，手术量翻了两番……医护人员都越来越有干劲，感觉特别有奔头。
从负责一个病区，到负责一个新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张东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他得更有决断能力，更加勤于思考，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去做。在摸清了团队成员的特点和基本情况后，他开始给大家“找事做”。
“要让每个专业方向的医生都清楚自己的目标，知道自己该在哪里下功夫，大胆放手，不断推动他们去落实。”张东说，要多开展新技术，比如脑起搏器治疗帕金森病、卒中后肢体功能障碍康复等，团队还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合作探索用脑起搏器治疗难治性抑郁。
张东很重视教学。在他看来，培养后备力量是做强团队的必由之路，也是好的经验和品格能够被代代传承下去的重要途径，更是学科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去年医院给了我们科两个名额，我从天坛医院又招了两个博士毕业生，天坛毕业的学生又多了一个高水平平台的去向。”张东说，“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
临床和管理工作之外，张东开始探索新的领域，一点点向着自己的科研和成果转化目标努力。
在医工交叉方面，国外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急性缺血性卒中风险预测模型，张东正在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合作开展研究，探索构建慢性缺血性卒中风险预测模型，为卒中防治找寻更多可能。
他还在开展脑血管畸形破裂风险临床队列研究，探索构建脑血管畸形的出血风险预测模型，借助人工智能捕捉影像组学的信息，自动计算出血风险指标。“脑血管畸形是一种先天性疾病，但只有一半患者会出现出血症状。我们想依据血流动力学来构建这个模型，为患者预测风险，作为是否进行手术治疗的依据。”张东解释说。
针对颅内动脉慢性闭塞，张东正在牵头探索研究这组疾病的病因学机制，争取找到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这个研究需要积累很多病例来做，难度很大，既难以获得病变原位的标本，又没有建立可靠的动物模型。我们还在努力地探索。”张东说，“想做就不能轻言放弃，开荒就得披荆斩棘。”
8月19日是张东在新平台北京医院度过的第3个“中国医师节”。他在晨会上请团队医护人员再谈谈“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鼓励大家共同努力，继续进步。
蒋卫红：把自省变成一种习惯
一台近乎完美的手术所带来的成就感与幸福感，足以让许多外科医生兴奋甚至得意，但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蒋卫红31年的从医生涯中，却鲜有自鸣得意的时刻。在他看来，没有一台手术是完美的，外科医师唯有保持自省的习惯，不断反思和总结，才能不断精进技术，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患者。
12年前，蒋卫红接诊了一名八九岁的男孩。男孩的头面部中央被一个巨大的肿物侵占，他闭不上嘴，鼻腔大出血、鼻塞、双侧视力下降。蒋卫红给他的诊断是鼻咽纤维血管瘤临床四期，肿瘤虽是良性，但体积很大，颅内颅外都有，要想手术切除，难度极大。
“那时候，我已经做过一些体积较大的肿瘤切除手术，积累了一些经验，却没有做过这么大的，心里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孩子家境贫寒，已经辗转了多家医院，我实在不忍心拒绝他。”蒋卫红回忆说，“已知的风险首先是出血会非常凶猛。另外就是肿瘤颅内颅外都有，究竟先从哪里下手开始切除，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更合适，我们与神经外科、麻醉科、输血科、手术室、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共同讨论，最终确定由我先上台，经鼻先断掉肿瘤在鼻咽部靠近颅底位置的血供，切除颅外肿瘤，再由神经外科医生切除颅内肿瘤，最后关颅、做鼻腔填塞，手术完毕后，将男孩送到ICU进行严密的生命体征监测。”
周密的方案设计、充足的术前准备加上多学科密切配合，手术进展出奇地顺利，进度似乎提前了，肿瘤切除完毕出了6000毫升血，对这么大的手术来说，这样的出血量算是可控的，每一个参与的医护人员都非常高兴。
但是令蒋卫红没有想到的是，最后做鼻腔填塞的时候，怎么都止不住血。原来，常规储备的血液不够新鲜，里面的血小板、凝血因子数量明显不足，不能满足手术强烈的止血需要。
“我们紧急联系输血科，请他们立即找尽可能新鲜的血液来输给患者。”蒋卫红说，“最终出血慢慢止住了，总出血量大约是9000毫升。”
从出奇顺利到狼狈收场，这台手术耗时近9个小时，让蒋卫红感到惊心动魄。“尽管最后结局是好的，但我们一组人为了多出了3000毫升血这件事展开了很长时间的讨论，希望找到科学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后来，我们还真想到了办法——以后如果预判手术出血量非常大，就在麻醉后手术前这段时间从患者身上采集200毫升备用血冷藏，做完手术以后立即给患者输上，新鲜血液强大的凝血功能可以帮助实现尽快止血。”
如今，当年的男孩已经上大学二年级了，蒋卫红也成了专业领域的“大拿”。很多同事、学生乃至同行经常会向他送上溢美之词：“蒋老师可是很厉害的，手术总是做得那么完美！”但蒋卫红总是坦诚地跟大家说：“到现在为止，我做了上万台手术，没有一台是完美的。”
救治巨大鼻咽纤维血管瘤男孩的经历，促使蒋卫红养成了保留所有手术资料的习惯，闲暇或者遇上类似的病例时，他都会把这些宝贵的资料拿出来看，尤其是录像。
“当你回头去看的时候，一定会发现各种瑕疵，永远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外科医生一定要养成自省的习惯，不断总结、改进技术。”蒋卫红说。
蒋卫红常跟学生说，医疗没有回头路可走，任何经验教训都值得总结，将其用来救治更多的人是回报患者对医学贡献的唯一办法。
除了“回头看”手术，蒋卫红还有坚持随访的习惯。“向前看，做好随访能让我们看到治疗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有没有达到预期，如果没有，是为什么，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帮助患者。”蒋卫红说，“随访会让医生发现很多的问题，促使我们不断改进治疗思路，甚至可能开创一种新的技术，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医生就该有这种刨根问底的精神。”
从医31年，蒋卫红对医生这个职业有着清醒又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作为年轻医生，不断锤炼自己的技术是最重要的。但是，一定要多思考，多问为什么，想想老师或者上级医生为什么这么做，慢慢培养自己的战略思维。而对一名已经有了一定资历、具备一定决策权的医生来说，一定要丢掉自己的专业身份，从全局考虑问题。比如，一种疾病有很多种治疗手段，要为患者选择最适合的，而不是自己最擅长的。这需要医生坚持终身学习，十八般武艺都得通点。
如果把蒋卫红说的狼狈、回头看、随访、发现问题、思考、终身学习这几个关键词串联起来看，做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是不是就难有幸福感和成就感了？
蒋卫红并不这么认为。还是实习生时，他遇到的第一个患者是一名十多岁的急性淋巴瘤患儿，当时他要给这个男孩做胸穿。“孩子家长不仅没有嫌弃我是个实习生，还安慰我说，不要怕，大胆做，他们相信我。”蒋卫红说，这让他心怀感激，颤颤巍巍地开始了操作。
“看到孩子喘不上气那么痛苦，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时，我的心也跟手一样在颤抖。那个眼神、那份信任告诉我，我的职业有着什么样的价值，我有能力、也一定要去帮助更多的人。”蒋卫红说。
彭代辉：信任是最珍贵的礼物
“彭医生，您好呀，我放假回国了，来看看您。”一个二十出头的大男孩雨辰（化名），轻轻推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境障碍科主任彭代辉诊室的门，微笑着和他打招呼。雨辰正在英国读研究生，趁着暑假回国，专程来看望6年前帮助他度过人生中至暗时刻的彭医生。
6年前，还在上高中的雨辰被焦虑、失眠纠缠着，他对学习感到力不从心，既提不起兴趣，又集中不了精力。他把自己的痛苦告诉了父母，父母却无法理解，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从小精心培养的竞赛生如今变得“又懒又作”。他们苦口婆心地教育雨辰，应该好好改改自己的毛病，为了考上顶级大学而努力。
雨辰提出想去看精神科，父母不同意，甚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最终拧不过儿子，这才遇上了彭代辉。
“现在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的情绪非常有觉察，当他们发现自己有处理不了的问题时，是敢于大胆向医生求助的，并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彭代辉说，这让从业整整30年的他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大家对精神疾病的接纳程度正在变得越来越高。
“患者勇于把他们内心的隐痛告诉医生，对医生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信任，值得倍加珍视。”彭代辉说，“当然，这还远远不够，接下来，医生需要在耐心倾听中与他们共情，真正理解和接纳他们的感受，并向他们发出认可的信号。比如，适时地点点头。只有患者真正感觉到自己被理解、被接纳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才算真正建立起来了，后续的治疗才能顺利地推进下去。”
彭代辉就这么一步步走进了雨辰的内心世界，找到了他患上抑郁症的原因。原来早在初中时期，雨辰就已经感到自己的压力越来越大。焦虑让他更加无法全情投入学习，仅仅考上区重点高中，没能实现父母的预期目标。上了高中后，繁重的学业进一步加重了他的焦虑、抑郁症状，脑中总冒出一些念头：考不上理想的大学怎么办？父母会怎么看他？同学会怎么看他？为他授课多年的培训老师又会怎么看他？他的人生道路该如何继续？
彭代辉努力向他的父母解释雨辰患病的事，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最终只考上了一所普通二本学校的雨辰，在上大学前的那个暑假出现了抑郁的急性发作，他开始探索各种伤害自己的办法，试图通过了结生命脱离痛苦的泥潭。
雨辰的父母再次带他找到了彭代辉，在彭代辉的帮助下，他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家庭教育中的问题，开怀接纳雨辰生病的事实，纠正了错误认知，转变了对雨辰的态度。
在约6周的住院治疗后，雨辰出院了。辅以后续的一些药物治疗加上坚持复诊随访，渐渐地，雨辰找回了自信，逐渐回归了正常的学习生活，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理想大学的研究生。这让彭代辉感到由衷的高兴。
倾听、共情、接纳、矫正认知……在彭代辉的描述里，精神科医生的工作平淡如水，既没有惊心动魄的手术故事，也没有多少跌宕起伏的治疗情节。他只是在30年的职业生涯里，用耐心、爱心和人文关怀一点点走进患者的内心，抚慰着那些隐秘的伤疤。
回想自己为何走入了这一行，彭代辉说：“我的父亲是一家精神专科医院的药剂师，小时候他经常带我到单位，我见到了不少精神疾病患者，真实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与无助，以及他们患病给一个家庭带来的巨大影响。后来考大学正赶上湖北医科大学（现武汉大学医学部）设立精神卫生系，我毫不犹豫填报了志愿，希望自己未来真的能帮助他们。首届招收的20名学生里，只有两三个人是自愿报名的。”
“当时的人们对精神疾病患者还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的，包括医学专业的学生。我的很多学临床医学的同学都不解地问我为什么这么选，他们认为精神医学不如临床医学‘正统’，更多偏重管理，把患者管起来就好了。”彭代辉回忆说，“我觉得精神医学其实挺考验医生的综合素养的，因为它没有太多的检查手段，医生必须要打开患者的心扉才能作出诊断。怎么才能与患者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让他把自己的问题暴露出来，考验医生的能力。”
初入临床工作时，彭代辉并没有为要面对很多有精神问题的患者而感到恐惧和担忧，而是为如何与他们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而感到战战兢兢。“精神科医生的培养体系里涉及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的学习，但更多偏重理论，很多技能都得在临床实践中一点点去总结、去积累，没有捷径可走。火候到了，就知道究竟该怎么对待不同的患者了。”彭代辉说，“年纪越大、社会阅历丰富，开展临床工作会越来越得心应手，因为你更能理解人生百态、人性的弱点、社会的复杂多样。”
每天接收很多情绪垃圾，会不会影响医生的心态？彭代辉解释说，精神科医生都被训练过，能做到与患者相对的隔离。他们也会定期组织督导，大家互相吐槽，彼此支持和关爱，消化掉那些负面的东西。
如今成为老师的彭代辉看到精神卫生专业被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所青睐，感到自己身上的干劲似乎又增添了不少。“从无人问津到国家重视、社会重视、青年重视，这个专业大有可为。”彭代辉说，“期待与更多有志趣的人一起探索精神世界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