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随着疾病谱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医药卫生领域科技的快速发展，患者的用药需求愈发显示出其复杂性，传统的“医生开方、药师发药”模式已难以承载确保患者用药安全、有效与经济的全部重任。在此背景下，药学门诊应运而生，标志着医院药学服务从“以药品为中心”向“以患者为中心”的转变。
即日起，本版开设“药学门诊面面观”专栏，通过展示高水平药学门诊的工作实践，为行业提供借鉴。
□本报记者 谢文博
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病等多种慢性疾病的老年患者，手握来自不同科室开具的七八种药物时，该如何安全、有效地服用？当哮喘患者因吸入装置使用不当，导致病情反复控制不佳时，谁来提供真正有效的用药指导？近年来，日益普遍的类似临床难题催生了药学门诊，促使医院药学服务从“以药品为中心”向“以患者为中心”模式转变。日前，中日友好医院总药师、药学部主任刘丽宏接受健康报记者专访，系统介绍了药学门诊的发展脉络、现实运行状况与未来发展方向。
应对时代挑战的必然选择
健康报：如何向大众准确地描述药学门诊？它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药师在药房窗口发药的模式，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
刘丽宏：两种模式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角色的彻底转换和服务重心的根本位移。过去，我们习惯于看病找医生——医生开具药品——药房窗口取药的就诊流程，在这个流程中，药师的任务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准确无误地把药发出去，并告知患者药品最基本的使用方法，比如“一次一片，一天三次”“需要冷藏”。这个环节我们称之为“调剂”，其核心在于药品本身，目标是保障药品供应的准确与效率，比如中日友好医院的每个发药窗口每天需服务600至800位取药患者，工作量大且流动性高。
而药学门诊则不同，其核心在于患者。药师从发药窗口走进诊室，核心任务不再是发药，而是解决患者复杂的用药问题，以对药物特性、相互作用、个体化反应和长期安全性的专业理解提供用药评估、方案优化、用药教育和长期管理服务，实现从被动执行到主动参与临床决策的深刻变化。
其实，药学门诊的出现是多种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人口老龄化与疾病谱的变化，老年患者通常多病共患，需要同时使用多种药物，药物之间会不会“打架”？会不会加重肝肾负担？如何安排服用时间才能效果最好、副作用最小？这些复杂问题，在医生门诊的短时间内很难被彻底梳理。
其次是药物本身的极大丰富与复杂化。新药问世的速度加快以及药物剂型的多样化都需要更为全面的告知。比如呼吸科的吸入制剂，包括干粉吸入剂、压力定量气雾剂、软雾吸入剂等，每种装置的使用方法、吸气技巧、清洁保养方式都不尽相同。一旦使用方法不当，药效必定大打折扣。
健康报：哪些患者是药学门诊的主要服务对象？
刘丽宏：从实践经验来看，药学门诊主要服务于以下几类人群。
使用特殊给药装置或复杂治疗技术的患者。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哮喘和慢阻肺病患者，相关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甚至70%的患者均不能正确使用吸入装置。但这并非患者的问题，而是使用这些装置确实需要专业指导。在中日友好医院的咳喘药学门诊（CWPC），药师会手把手教会患者使用，直到患者做对动作。
多重用药的患者，特别是同时使用5种以上药物的老年共病患者。药学门诊会对该类患者所使用的药物进行药物重整，先对全部药物进行梳理，识别出重复用药、存在不良相互作用的药物以及不必要但仍在使用的药物，并与医生沟通，为患者制定一个更安全、更简洁的用药方案。在既往接诊过的患者中，不乏患者从23种药物精简到6种药物的案例，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改善。
治疗效果不佳或出现可疑副作用的患者。有部分患者虽按照规范诊断和常规方案进行治疗，但效果不理想，或是出现无法解释的不适，这时候就需要药师从专业的药物代谢、基因差异、相互作用等角度进行梳理，找到症结所在，进而根据患者特殊情况制定精准用药方案。此外，孕妇、哺乳期妇女、儿童、肝肾功能不全者以及器官移植后的患者等，均属特殊生理状态人群，其用药亦需慎重选择。
从零到一迈向体系化建设
健康报：您2015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创建国内第一个精准用药门诊，当时您和团队是如何打开局面的？
刘丽宏：当时最大的困难其实是从零开始的认知空白，不仅患者不知道药师能够单独看门诊，甚至部分临床上的同事也不完全理解其价值。
彼时团队紧扣“精准”二字，借助刚刚兴起的药物基因检测等新技术，主要服务于那些在常规治疗中“碰壁”的患者。记得有一位高脂血症患者，换了好几种他汀类药物，有的治疗效果欠佳，有的服用后肌肉酸痛，团队通过系列检测，为患者找到了最适合他基因类型的药物和剂量，问题迎刃而解。再比如，一位血压长期控制极差、反复住院的患者，团队通过细致分析，发现其用药方案中存在配伍不当和服用时间不当的问题，经调整，患者血压平稳达标。就这样，患者的口碑逐渐成为了精准用药门诊的名片。
另一个关键决策是，团队坚持与临床医生联合出门诊，因为如果药学建议不能直接转化为可执行的处方，其价值和效率就会大打折扣。如果让患者拿着药师的建议再去找医生改处方，很多患者可能会因为怕麻烦或担心引起矛盾而放弃。医生和药师在联合门诊中共同面对患者，当场讨论，当场决策，当场调整处方，才真正赋予了药师临床决策参与权，也让医生直观地感受到药师的专业价值，有助于建立双方的稳固互信关系。
健康报：目前中日友好医院的药学门诊是如何布局和运行的？
刘丽宏：经过近些年的发展，中日友好医院的药学门诊已不再是一个单一的门诊，而是形成了一个覆盖不同层次需求的体系化服务矩阵。目前主要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精准用药门诊/疑难药物治疗门诊，是“塔尖”部分。主要由资深药师出诊，旨在解决全院最复杂、最疑难的用药问题，特别是多学科交叉的用药难题。
第二类是专科医药联合门诊，是“主干”部分。药师团队与临床科室深度融合，形成了多个固定的多学科协作（MDT）门诊，比如抗凝门诊（针对房颤、肺栓塞等患者）、肿瘤支持治疗门诊、器官移植后用药门诊等。在这里，药师是诊疗团队的固定成员。
第三类是专科药学门诊，是“基础”也是最广泛的部分。由经过专项培训的药师出诊，服务量大，标准化程度高，CWPC就是典型代表。当前，CWPC的标准化操作规程和培训体系已逐步推广到了全国29个省份的1300多家医院，目标是让基层的患者也能享受到同质化的优质药学服务。
如今，医院每周一到周五都有不同侧重方向的药学门诊开放，已实现了药学服务的常态化和规范化，患者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甚至有些复诊患者会专门等到中午或晚上的加班门诊时间来看病，这种信任让我们非常感动。
健康报：在推动药学门诊发展的过程中，您认为当前面临哪些普遍性的、需要系统层面关注的挑战？
刘丽宏：药学门诊发展至今，面临的挑战依然不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价值体现与可持续运营的挑战。药学门诊需药师全面调动高水平的专业能力，并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但目前其劳动价值在收费体系中暂未得到充分体现，虽然北京等地已将药学门诊纳入收费项目，但全国范围内的收费体系发展还不平衡。能否建立科学合理的药学服务收费与补偿机制，是关系到药学门诊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其次是人才队伍建设的挑战。一名合格的药学门诊药师通常需要具备深厚的药理学和临床医学知识、良好的沟通与决策能力，以及长期的临床实践积累。当前我国的高等药学教育体系，正在从“化学—药学”模式向“生物—医学—药学”模式转型，但要培养出能直接胜任临床工作的药师仍然需要时间。
最后是更深层次的机制突破挑战。比如，在一些相对成熟的医疗体系中，药师在特定的范围内（如慢性病管理、剂量调整）拥有处方权，这能极大提高服务效率。我国的药师没有处方权，用药方案调整需要与医生合作完成，如何在新时期探索更适合我国国情的药师职责与权限，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技术赋能与服务延伸
健康报：您认为未来人工智能（AI）将如何改变药师的工作模式？
刘丽宏：AI不是要取代药师，而是成为药师的“超级助手”，让药师能专注于更高价值的临床判断。中日友好医院药师团队目前正在参与一项国家级课题，关于构建“共病共药”的人工智能模型，它未来可以做的事非常多。
比如，智能风险预警与用药提醒。系统可以自动扫描区域内的患者用药数据，对潜在的严重药物相互作用、重复用药、剂量超标等风险进行实时预警，并推送给药师和患者。再比如，患者用药的智能化随访与管理。对于需要长期管理的慢病患者，AI可以通过手机程序进行定期的用药依从性询问、症状收集、提醒复诊，并将异常情况报告给药师，实现更高效的全病程管理。
再比如，辅助决策支持。面对一个复杂病例，AI可以快速梳理海量文献，提供类似的病例用药经验、最新的循证证据，帮助药师做出更全面的判断。其实，早在2017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药学部就建成了全国首个覆盖全院的门诊处方前置审核系统，用规则引擎拦截不合理处方，这就是AI的初级形态。未来的AI将更加智能，从“事后审核”走向“事中预警”和“事前建议”。
在未来，AI的发展图景将是集专业化、体系化、社会化、智能化于一体的，专业化是根基，体系化是骨架，社会化是延伸，智能化是翅膀，让药学服务更加健全、连续、精准、高效，也让药师队伍服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