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508544","toptitle":"","toptitle_color":"","title":"提升医学素养 迈向主动健康","title_color":"","subtitle":"","subtitle_color":"","crtime":"2026-01-21 08:55:02","condition":"来源:健康报","thumb": ""}
□广东医科大学健康促进与医学传播学研究所所长 王双苗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33.69%,比2024年提高了1.82个百分点,继续稳步提升。 如今,提升居民健康素养已不仅是医学领域的话题,更是关乎健康中国...
□广东医科大学健康促进与医学传播学研究所所长 王双苗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33.69%,比2024年提高了1.82个百分点,继续稳步提升。

  如今,提升居民健康素养已不仅是医学领域的话题,更是关乎健康中国战略根基与人民生命质量的时代命题。多项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虽然呈现了稳步提升的态势,但是人们健康认知与健康行为间的知行落差依然显著。这种脱节,不仅制约了个人健康管理效能的提升,更可能演变为社会层面的健康风险。

  广东医科大学自2017年起在全国率先开设的“医学传播学”课程中,将“居民医学素养”定义为居民对医学相关信息的理解与应用能力。居民医学素养作为健康素养的重要补充,是推动全民健康覆盖、实现主动健康转型的新抓手。只有当公众具备理解、判断和运用医学信息的能力,健康治理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全民健康才有坚实根基。

回应健康需求升级

  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量充沛与健康挑战并存的时代。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卫生健康事业成就斐然的同时,慢性病多发、老龄化加速、新发传染病等威胁也在叠加。公众的健康需求空前迫切,特别是对健康知识渴求,但知识的现实供给却与这些需求间存在“脱节”现象。

  首先是庞杂信息与甄别能力的脱节。健康信息海量且鱼龙混杂,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却未经核实的“伪科学”泛滥,公众缺乏甄别真伪的“火眼金睛”,易被误导,甚至延误病情。

  其次是知识了解与行为转化的脱节。例如,知晓“饮食宜低盐低脂”者众,但能长期坚持健康生活方式者寡;大家都了解定期体检的重要性,但主动进行防病控病者在人群中的占比仍不理想。“知—信—行”链条中“行”这一环尤为薄弱。

  最后是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的脱节。智能穿戴设备、健康App层出不穷,量化着人们每日的步数、心率与睡眠情况,但这些数据反而加剧了人们的健康焦虑。若缺乏正确的引导,使用技术工具反而可能增加负担。

  这些现象背后,反映出居民掌握医学必备知识、技能等医学素养的重要性。医学素养作为健康素养在医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和深化,并非要求人人都成为医学专家,而是公众能理解基础医学常识、能辨识正确的诊疗信息、能掌握基本的急救技能、能认同中医药理念,以及能与医务人员有效沟通。这构成了现代公民在复杂健康环境中做出理性决策、实现自我健康管理的基础。

高回报的健康投资

  提升居民医学素养,其背后蕴含着巨大的个体与社会价值,这是一项具有高回报的战略性投资。

  对个人而言,医学素养是奠定健康自主权的基石。具备相应素养的人,能更好地进行慢性病自我管理、理解医嘱、识别身体异常信号,从而提升治疗效果与生活质量,有更好的预后。在紧急情况下,掌握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甚至能在关键时刻挽救生命。

  对医疗卫生体系而言,医学素养是优化服务效率的“润滑剂”。医学素养高的公众就医更理性,同时有利于推动分级诊疗实施;他们能与医生更清晰地沟通,减少重复检查与误解,提升诊疗效率。从卫生经济角度看,提升医学素养相当于将健康投入前移至预防阶段,符合效益最优原则。

  这一理念也渗透在如今的医学教育中。广东医科大学开设的“医学传播学”课程于近期被教育部认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该课程系统性提出了医学传播学理论体系,构建“三传三益”育人模式,创新研制并发表全生命周期居民医学素养条目及量表体系等成果,并在权威媒体发布全国居民医学素养调查报告,全方位推进学科化建设。课程注重对医学生“健康与社会领域”职业素质的培养,助力培养能“胜任诊疗决策者、做好健康守护人、当好‘医声’传播者”,具备“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能力的复合型医学人才。

  对社会治理而言,医学素养是公共卫生应急的重要软实力。例如在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公众对预防措施的理解与配合程度直接影响事件应对的成效。居民医学素养较高的社会,公众能更快形成科学共识及有序响应,全社会应对健康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

构建协同治理体系

  提升居民医学素养,不能仅依靠科普宣传,更需要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协同治理体系,推动从“碎片化知识传播”到“体系化建设”的转变,引导公众从“被动接收”走向“主动管理”。

  笔者建议从以下方面着力:政府在持续推进健康素养促进工作的同时,应更多关注居民医学素养,进一步明确能力标准,将医学素养提升深度融入基础教育课程、职业培训、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及医疗卫生机构诊疗全过程,实现全生命周期覆盖;建立规范化、标准化的全国居民医学素养动态监测与评估体系,精准绘制不同地区、年龄、职业人群的素养图谱,识别薄弱环节与重点人群。通过持续的政策投入与系统实施,推动居民健康管理实现从依赖到自主、从被动到主动的根本性转变。

  我们还应重视激活文化资源。从《黄帝内经》“上医治未病”的智慧,到如今“预防为主”的方针,中华文化中蕴藏着深厚的健康养生传统。让医学知识贴近生活、融入文化,才能推动公众真正实现从“要我健康”到“我要健康”再到“我会健康”的跨越。

  提升居民医学素养的最终目的,并非培养“业余医生”,而是塑造能够自觉维护健康、理性应对疾病的现代公民。这标志着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根本转变,也是健康中国建设落到实处的重要体现。

  面对新时代对全民健康提出的更高要求,我们呼吁加速构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协同体系,将医学素养深度融入国民素质教育体系与终身学习,推动健康知识在百姓中从“知晓”到“笃行”。让我们携手,将科学的健康观铸入民族基因,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陈欣欣 叶斯阳 卢泽锋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