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志华（医生）
近期，浙江省杭州市互联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公益诉讼案，判令买卖3万余条新生儿个人信息的三被告（购入信息的李某、某摄影公司、某创意公司）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29万余元，赔偿金用于个人信息保护或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公益事项。
新生儿信息被贩卖等现象在生活中并不少见。比如，孩子出生的消息还没来得及告诉亲友，推销奶粉和月嫂的电话就打了进来；产妇和婴儿还没有出院，理胎儿头发、做胎毛笔等生意就找上门来；婴儿稍大一些，影楼已经做好为孩子拍写真的计划并精准推送给了孩子父母。很多人感到困惑：孩子的信息是怎么被他人如此快速掌握的？很多新生儿父母不堪其扰，要求整治这类行为的呼声一直较高。
这起公益诉讼案让人拍手称快，具有示范意义。假如让家庭单个起诉泄密者，不仅孤掌难鸣，而且多会面临涉案金额不大、处罚不痛不痒等窘境。由相关部门和机构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代理这些家庭展开公益诉讼，可以显著提升诉讼的社会影响力。判令将公益损害赔偿金全部用于个人信息保护或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公益事项，则具有将后端治理转化为前端预防的作用，这一做法值得推广。
当然，通过公益诉讼来追责，还未完成全部工作。信息购入者、信息使用者受到处罚不是终点，还应该追问新生儿信息是怎么流出的。如果是黑客入侵盗取信息，就说明医疗机构的信息平台存在漏洞；如果是内部人员贩卖信息，则说明管理存在漏洞。此外，病房里的床头卡、护士站里的住院患者信息栏等，都有可能造成信息泄露，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环节同样不可忽视。堵住这些漏洞，保护新生儿信息安全，既要治标更得治本。